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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11日下午在上海影城大厅内举行的“中国十大电影制片厂厂长与新闻界见面会”有了一点点火药味，令有些死气沉沉的第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终于现出些许“生”机。
自建国以来，这是十大电影制片厂厂长第二次集体与新闻界会面。第一次是在1989年的金鸡百花节颁奖活动上。
这次跟媒体见面的十大电影制片厂厂长分别是：北京电影制片厂韩三平，上海电影制片厂朱永德，珠江电影制片厂黄勇，潇湘电影制片厂康健民，峨嵋电影制片厂李康生，八一电影制片厂郑振环，长春电影制片厂赵国光，福建电影制片厂章绍同，西安电影制片厂张丕民，青年电影制片厂侯克明。
先是厂长们介绍自己厂的生产情况，主持人宣布每个人的时间是两分钟。台下记者的“兴趣”显然不在这里。好歹熬到了自由对话时间，记者们开始“发炮”——首发“炮弹”是发给朱永德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即将组建华东电影集团，以后会有什么变化？华东院线的运作情况如何？”
朱永德说：“……至于变化，两年以后你自己会感受到。上海组建电影集团，首先是以资本为纽带的股份有限公司，我们一定会有两条院线。我们要打出去，同时也希望外地电影公司打进上海。”
第二枚“炮弹”是发给韩三平的：“请问民营资本如何具体参与电影？”
韩三平说：“我们需要大量的资本，不管是民营、国有还是海外的，我们都要毫无保留地吸引进来。”有人偷着说，这个问题还是没回答完。
“中影公司不仅拥有引进进口大片的垄断权，同时还拥有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的覆盖率，这两大垄断如何体现公平竞争？”这第三枚炮弹还是给韩三平的，因为他身兼中国电影集团总公司副董事长。
韩三平说：“我的工作仅仅是分管国产影片的创作生产，所以我很难代表中影公司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政府正在与制片厂厂长协商这个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何时才能协商好？”还没等韩三平歇口气，第四枚又过来了。
“是啊，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很着急，我和韩三平私下里是好朋友，同时又是竞争最激烈的对手。我也希望中影公司的垄断快点打破。”朱永德“顺嘴”将了“好朋友”一军。
第五发“炮弹”是：“现在好看的电影差不多都是省市级电影公司拍的，你们这些电影厂都干什么去了？”
朱永德说：“这话太偏颇，上影厂去年拍的《生死抉择》票房收入是一亿两千万。”朱永德顺便“卖”了一回“瓜”。
“在竞争的压力下，你们中、小型电影厂将如何生存？”第六枚“炮弹”总算避开了两大厂厂长。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各有各的办法呗！”
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康健民的“猪拱鸡刨论”让紧张的气氛得到了些许松弛。
第七枚是颗外国“炮弹”———“我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电影。我认为合拍片和盗版将会阻碍中国电影的发展，各位厂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在电影圈里摸爬滚打的中国记者们吃惊地瞪着眼前这个白毛老外。
“我不太同意教授的说法。通过拍合拍片，中国的同行可以学习到更好的经验；至于盗版，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随着法制的健全，我相信这一现状一定会得到改变！”又是朱永德。他显得底气十足。
“造成中国电影不景气的原因除了体制原因外，难道就没有电影本身的质量问题吗？”第八枚“炮弹”咄咄逼人。
“这个问题可以开一个研讨会。说得简单一点，市场不好不是因为观众不喜欢看电影，而是方式改变了——现在有VCD、DVD和盗版碟！我相信观众对电影的热情没有变。”不知是哪位高人耍起了“太极拳”。
第九枚“炮弹”瞄向了八一厂：“许多人都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中国有着悠久的战争历史，问题是：我们何时才能拍出像《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这样的战争大片？”
回答是：“这个完全可以，我们总是在进步的。去年我们就拍了一部《朝鲜战争》，你们不久会看到的。”
最后一枚“炮弹”有点“应景”：“在1989年的金鸡百花电影节上，十位电影制片厂厂长齐声高歌《团结就是力量》——你们现在是竞争对手了，还会团结吗？”
“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本就是团结！我们要联手推动中国电影体制的改革！”韩三平说。
其他厂长们发出一片“同意———”声。本报特派记者肖执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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