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国内各大电影制片厂当家人，日前与全国各大媒体见面。不少媒体对某些电影制片厂存在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有记者表示，电影制片厂相对于众多独立制片人和影视制作公司而言，拥有更雄厚的人才、技术资源和完整、先进的设备，然而许多获奖影片和优秀作品都是由一些独立制片人和影视公司制作的。多数电影制片厂除了偶尔接拍“任务片”外，惟一的贡献就是给独立制作人做挂名单位。

　　面对这一尖锐的指责，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财大气粗”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朱永德反驳道：“这种说法太偏颇。谁说电影制片厂都闲着？别忘了，去年票房收入最高的是上影厂制作的《生死抉择》！”

　　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厂长侯克明接受本报记者单独采访时认为，电影是一个资金密集、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的大产业，它不是仅仅依靠独立制片人就能够完成的。独立制片人和电影制片厂合作是一种有效的方式，电影制片厂为独立制片人提供人才、技术、设备以及发行渠道，同时规范独立制片人；而独立制片人的参与则能为制片厂解决资金来源，分散投资风险。

　　峨眉电影制片厂当家人李康生和本报记者谈及这一话题时更是大吐苦水：我们电影制片厂培养出大批业务过硬的编创人员和熟练工人，而独立制片人往往是掐我们最好的人才和技术、设备。“很多人以为我们电影制片厂无所作为，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不好当呀！我现在没有什么建设的心态，只能做一天算一天。我们国有企业，今天还需要自己办社会，首先要考虑的是600多职工的吃饭问题。叫我们关门下课，谁给职工找饭吃？”本报特派记者 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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