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

　　电影导演黄建新

　　-采访者

　　本报记者余韶文

　　高擎“中国第一部暑期档娱乐片”大旗的黄建新新片《谁说我不在乎》即将接受暑期电影市场的考验，该片以其关注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生活及情感状态的独特视角和极具票房号召力的实力派明星的联袂出演，成为了近期未映先热的焦点。关于这部新片及相关的思考，导演黄建新如是说——

　　关于理论——我轻松所以我自由

　　问：在你拍过的这么多影片中，这部《谁说我不在乎》与你的处女作《黑炮事件》是最相似也最具可比性的作品。重新回到最初的“黑色幽默”路线上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答：当年拍《黑炮事件》时还真抱有这种概念，现在电影拍多了，反而越来越没有理论上的先入为主了。这次拍《谁说我不在乎》，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把自己变成不会拍电影的傻子，摒弃所有的经验。这说穿了还是我说的那句：人就是电影，人想的那点事其实就是电影里表现的那点事。一个电影适合了你就比较多，一个电影不适合了你就被压住，变成一种技巧的处理。一个题材特别适合你的所思所想和你的感觉，它比较充分的展示了，它就是那个特点，特征变得比较明显。某些题材不太适合你，你可能依靠更多技巧去处理的时候，这些特征就不太明显。

　　问：你现在不用某个概念去驾驭它，这说明你对这个东西更成熟了，还是这个概念不表现出来了？

　　答：实际上我自己有个担心，怕这个概念使我不能产生变化。因为现在电影的阅读方式变化得特别快，我和小孩们聊天，发现他们喜欢一个东西的新视点永远在换，跟我们不一样。我不敢使用概念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经验可能拍得特别感人，但是正好不是年轻观众的兴奋点，他们觉得没意思。电影里日本人杀我们了，有的孩子在笑。我坚信如果你那段打动他，他不会笑，他没进去。这跟我们习惯的煽情经验、习惯的控制手段，跟现在孩子玩电脑是参与创作的都有关系。过去我们小时候看的，咚咚咚！出事了。现在小孩打电脑是有出击性的，我可以躲避对方的东西，他永远是主动的。他的思维是溜着走的。我看了很多电影，包括我们说的每年的几部小电影，我都非常感动。可他们说市场上一点都不行。我就有点纳闷，后来我想过来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阅读和传递经验是我们所全部掌握的，他这样的时候你会全部接受。

　　关于风格——我乐观所以我荒诞

　　问：荒诞的东西在你片子里经常出现，这是不是标志着这是你和其他导演不一样的东西？

　　答：这跟我个人有关系。他们说我乐观，我想在某些地方有些很沉重的经验，我常常会笑看。这对我个人来讲可能是个压力，可能是个灾难，但我可以跳开把它当成一个经验。一当成经验就当成好事了。我经常很多事不是很在意，好像比较容易开着玩笑就化解了。很多时候我喜欢依托技巧解脱某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出世的东西。我最容易受感动的是电视里的对话节目，常常看那样的东西会流泪。

　　问：你愿意你的观众看完你的电影觉得是一个悲剧还是喜剧？

　　答：我喜欢说不清楚。我觉得生活是意味复杂说不明白的。以前我刚拍电影还总想表述某些结论，现在越来越不想表述了。

　　问：是不是可以说你的片子表面是个喜剧实际是个悲剧？

　　答：也能接受，因为它实际上是来回含着。我刚才说的结构就是互相在瓦解对方，然后就复合起来，然后就说不清楚了。这个方法可能我一直在使用。这可能是构成我电影的一点特点的一个方法。

　　问：你的这几部戏都是没有什么传奇性，没有英雄。而且你的电影过去票房也没有特别好过，你觉得这种平民性是不是影响了你的票房？

　　答：有可能。实际上商业主流电影是以梦和以见不到的东西为主题的，或者是梦，或者是现实中你看不到，它把你的想像变为现实让你看，这是主流市场的东西。我的电影一直不是主流电影的东西。

　　问：你坚持走这条路，是不是说明你电影理念中在第一位的不是票房？

　　答：对。我当然是希望，只要不赔就好，好在还是基本上没赔，那么就一直有人给钱拍。这样我拍电影时有个最好的状态就是我拍电影的时候没有人干涉。你给点钱，我不超支。一直这样。

　　问：你是想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想找一个既能特别有特色，又有比较好的票房的路径？

　　答：现在你让我自己找，我肯定找我自己特别喜欢的，这是很自然的。除非是商业操作这种主流架构特别明显了，要求这样，我可以按照那样的去拍，我相信我的技巧是可以完成。但你要我自发地喜欢一样东西，就会像苍蝇叮臭鸡蛋一样，噌就飞那儿去了。像一个人写作的风格一样，如果任着你的性子，一定是你喜欢的，不知道怎么就写成那样了。

　　关于内容——我天真所以我理想

　　问：你的很多作品是从文学作品改编的，一直延续下来你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改变？

　　答：电影改编文学作品不一定是要特别重要的文学作品才适合，常常是那些你根本不知道的文学作品更适合电影给它的扩张。常常特别好。电影是小于文学的，我看作品时常常靠直觉，觉得这个我喜欢时，别的就不看了。顶多说好，先搁那儿，我把这个剧本弄完了再弄其他的，省得造成我自己的混乱。我特别凭直觉去拍我要的片子。这就是你说的为什么你选择的东西总是那样的，有关系。

　　问：你觉得中国的文学作品里供你选择的余地是越来越大了还是越来越小了？

　　答：我倒没觉得少，每年我都可以看到好几篇我喜欢的东西。

　　问：你的片子里老有一个真相与假相的关系，你觉得是出于艺术的需要还是吸引票房的考虑？

　　答：我没有特别成心想过。我喜欢我们最早说的二律悖反，喜欢莫泊桑小说的结构，喜欢结尾又合理又反过去，喜欢把一个事情这样讲讲实际上是要在后来彻底颠覆过来的那种方法。

　　问：你是不是觉得现实生活中人们是根本不知道真相的，所以你要在电影里表现这种东西？

　　答：人经常是没有方向，在生活的自然漩涡当中，一群人是被裹着走的。他很难很理性地处理这些生活。另外生活永远不是理性所表述的那样，是千变万化，完全没有办法剥离得很清楚的状态。如果理性都能说清楚的话，就不需要艺术创作了。其实生活中我也喜欢看动画片，有一点点喜欢童心的感觉。这可能是我的电影里常常有理想化的色彩的一个原因。

　　问：你现在片子里的小孩和《说出你的秘密》里不一样，赋予了很多现代性，是怎么考虑的？

　　答：现在的小孩实际上是游离于两个之间的状态，原来是他妈他爸不行他不干，现在根本不在乎，在一个具体的事情面前，现在的孩子很脆弱，但在平时说的时候，现在小孩很张狂，满不在乎。这里实际上是写了孩子向成人期过渡的一种感受。很世俗的孩子？他们已经觉得自己怎么样了。

　　问：你影片中的精神病院是有什么特殊意义或者寓意吗？

　　答：小说里就是这么写的，我喜欢这样两个分隔。实际上我们所谓正常生活中的某些纷争，有时候还不如精神病人那样单纯，简单。这很难说清楚，到底是谁病了。结构上也会产生一些这样的怀疑和感觉。另外人生就是这样，比如他是一个精神病人的专家，人的思维系统，理性方式，他都特别清楚，可他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就变得一塌糊涂。这个对立的关系是比较有意思的，可以引申出很多想像。

　　问：小说家和艺术创作者可能就是不穿白大褂的精神病医生？

　　答：也可能他就是一个患者。

　　问：能否认为你的作品不是针对真的住在精神病院的人，而是生活中看似正常而精神上有些问题的人？

　　答：我经常和组里人讲，这个戏有一个人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孩子，他的喜怒哀乐都是直率地表达的，其他的人都表现出某种压抑，状态不对什么的。人在生活中都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压抑，他判断不准的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这种状态。都难免受到影响，但我们崇尚一种健康的状态。是通过孩子来说，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反思，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关于电影——我自知所以我坚守

　　问：很多电影导演在电影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去改拍电视剧了，你为什么从来不做这种选择？

　　答：但凡想拍一部电影时，总有投资商支持你拍，一直有这个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还想把你的感受表达出去，那还是需要有另一个视觉系统比如电视剧来支持。

　　问：你有没有觉得电影的影响力不如电视，心里有没有不平衡的感觉？是不是用电视的方式来表达更利于广泛地传播？

　　答：我始终认为我可能掌握不了电视剧的特征。电影这个东西我越拍越不明白了，这些东西都是无限的深，一开始拍一部觉得自己很牛，再拍一部觉得我真不错，拍着拍着就是……在领奖时说的，到现在我不知道电影怎么拍。我当时不理解，大师怎么说这话，现在我知道，你要想把它拍好，想把它拍成一个像样的东西，一辈子的精力都只是中间的那短暂的一瞬。现在某些人拍电影的方式是和某些娱乐方式合拍的，我觉得我现在这种一部电影拍三年，是和我的性格，心理状况，身体状况都比较吻合。有的人是天生为电视生存的。有的人则不行。为了生存那是为了另外一个理由了。这有两个说法，一是电影作为工业产品，如果你的影响不够你就失败了，但作为一种表达的话，即使传播不远，你也不会很在意。我常常从这个角度想。因为你要走市场，你要另有一套本领，学会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是另一套功夫，不是你电影拍得好你就行的。跟艺术没关系。像去年说五部贺岁片绑一起都不如冯小刚一部，这就是主流市场的力量，不是大家都去凑热闹就能做得了的。国际上那样的导演会把大家的共识很爆地反映出来，我们只会把自己的一点感受做得尽量让人家都理解。

　　关于自己——我平凡所以我朴素

　　问：每个搞创作的都说自己的孩子很难说哪个更好，但还是想问问你，拍的这些电影里你自己觉得最满意的有哪些？

　　答：我觉得比较好的是《背靠背，脸对脸》，后来我偶然一次回答别人的问题，忘了一些情节，又重新看，后来我悟出来一个道理，越是朴实的东西生命越长一些，越是时尚的东西生命越短一些。因为时尚的变化速度太快了。那个电影实际上是比较朴素的一个东西。这个电影用了很多技巧的东西，造成一种时尚的感觉，眼花缭乱。那个东西从内容到形式都比较朴素。

　　问：和你同等重量级的导演，现在都不屑于拍这种三五百万的电影了，你怎么能在这个年代里把成本控制得这么低？

　　答：如果你把成本加大的时候，你所拍的已经不是你想拍的电影了。全世界没有人那样支持文艺电影，让你天天赔死我，我还让你天天给我做。但凡加到一定程度，老板管得多了去了。我觉得人总是有局限的，拍大片我觉得我的能力不够，拍个成千上万人的，历史几十年的，我觉得我不够。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比较细微的感受比较擅长一些。另外我拍电影我希望不要受到投资方过多地干预，拍一部戏用两千万，他肯定得管你。可能人对生活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的话，他生活得也很安逸。我希望自己比较明白。

　　问：你这样的影片风格可能就意味着因为展现了中国的现实生活而被电影节看好，但在海外不会有很大的市场。你想没想过到好莱坞发展？

　　答：中国电影在海外有大市场的基本没有。我也没有那样的奢望。因为语言首先就过不了，我对自己太知道了。我是觉得语言和你能掌握的生活关系太密切了，是个特别大的问题。

　　问：你希望不受制于投资方，希望自己的空间大一些。现在你作为中影集团第四分公司负责人，同时又是投资方了，你给别人投资的时候会不会像其他投资人一样为投资方的利益而干涉别人的艺术创作？

　　答：目前都没有。我现在公司投拍的两部戏，我和导演的关系都非常好，我只是激发他们的自信。安战军和滕文骥拍的两部新片，我基本上不参与意见。

　　问：一个好的导演是不希望投资人干涉，而换过来，一个好的投资人就应该干涉艺术创作的？

　　答：对我来讲我现在也常常有些不适应。不管还不行，因为你和集团还签了一个合约，你得管，可你管的时候你心里特别明白创作这部分的微妙，而且你也知道创作人员其实是人群中最脆弱的一群，你但凡把他的感觉打掉了，他整个就傻了。要保护他们的感觉，所以我要去谈去聊一些事，我常常会想半天，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我希望能变成摄制组集思广益的东西，然后由导演来断定怎样是对的。我目前争取是这么做。

　　问：你作为投资人会不会有一天投资自己的作品呢？

　　答：我希望不用。我要拍希望用另外的资金。

　　问：古人说举贤不避亲。自己有好东西，你觉得能产生很大的利润，你为什么不留给自己？

　　答：因为是否能产生利润我永远缺乏判定。有时候我觉得这肯定赚钱了，他们告诉我说赔死了。

　　问：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体制问题，导演和制片人，或者和投资人，是不是这个身份应该不合在一起？

　　答：我觉得中国电影投资应该有个结构，像好莱坞一样，他决策完了，是执行人和创作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决策不要变到某个个人的头脑里去。据说好莱坞一个本子有七八十个人看过，分别提意见，等你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事就定下来了。而不取决于这个老板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有像产品一样，预测方面的非常清晰的一个系统。我们现在的结构还多少有些像现实主义的拍法一样，实际上我们国内的主流电影还是其他电影，都是按照文艺片的模式在做，导演喜欢就拍，导演不喜欢就改。如果你把它当产业的话，他就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中国电影如果当做工业化发展的话，我们得逐步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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