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的工作室设计简洁，书柜里挤满了各种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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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武没有提名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对陈可辛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陈可辛也许算得上是香港导演里对市场最有长远计划的一位，从中国香港、美国到日本、韩国、泰国，最后回到内地市场，他的每个举动都为了下一步的生存和发展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作为一个如此讲究市场的导演，陈可辛同时又是最不理会市场的，他对市场的多方面考量只是为了不被限制，他尝试不同类型的影片只是为了坚持拍自己喜欢的电影。也正是由于有他的坚持，在大片就等于武侠片等于动作片的今时今日，我们还能在大银幕上看到《如果·爱》，看
到不同类型的影片。今年，陈可辛又有了新的挑战，且听他细细说来。
主流与尝试
“歌舞剧不会很容易变成主流，之所以有这样的尝试是不想全部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东西。如果主流电影只有一个类型，这种主流很快就会死。”
信息时报：《如果·爱》是你对歌舞题材的一次尝试，之后会不会有新的尝试，例如武侠动作题材？
陈可辛：歌舞剧确实不会很容易变成主流，因为它的拍摄很复杂，比普通一部电影要出更多的力，我自己喜欢，也做了一次，但许多人未必因为喜欢就去做，因为过程如此繁复，回收也不会像动作片那样，所以我不觉得它会变成一种经营的模式。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尝试是不想全部的人都在做同样的东西，我拍了20年电影都没有拍过动作片，为什么一定要拍动作片？现在全中国的导演一拍大片就拍动作片，所有导演变成只有一个类型，中国主流电影也变成只有一个类型，但如果主流电影只有一个类型，这种主流很快就会死，我觉得这样对电影是很不健康的。我喜欢不同的类型。正因为大家都在拍动作片，我才更加不想拍，观众也会闷的。
信息时报：你的电影特别受女性观众喜欢，还有影评称你的电影为女性电影。
陈可辛：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不是女性，我不知道女孩子想什么，而是从男性角度想问题。我每一部电影对女主角的刻画并不深，主要的刻画是在男主角身上。即使《如果·爱》对周迅的刻画也不是很深，而主要在金城武身上。电影里离开的是女人，所以是从男主角的角度去看一个离开的女人，虽然大家很喜欢周迅这个角色，其实重点是在金城武而不是在周迅身上。即使《甜蜜蜜》，也是从男性角度看爱情，看失恋，看离开的女人。所以虽然女性喜欢看，但我不认为是女性电影。
市场与妥协
“一个导演始终不能拍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如果你说观众喜欢，电影卖钱就拍，那不如去炒股票吧，更容易赚钱。所以你要找一些东西是自己喜欢，观众也喜欢的。”
信息时报：你拍片时会不会由于内地和香港观众的口味不同而作出妥协？
陈可辛：我希望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一个导演始终不能拍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如果你说观众喜欢，电影卖钱就拍，那不如去炒股票吧，更容易赚钱。所以你要找一些东西是自己喜欢，观众也喜欢的，找不到的话就尽量去挖掘。中国现在的市场是很不健康的，观众习惯在电影院里看大片，好不好看不重要，最重要够大型，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只有中国是这样的，我也对此作出了妥协，否则不会拍歌舞片。我拍歌舞片也是因为希望整部电影看起来更大型，观众觉得值得去电影院看。但我的妥协只能到这个地步，我可以去拍大片，但不能拍我不喜欢的题材，所以故事也保留在爱情的框框里。人一定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才能拍出好电影。
信息时报：你算不算是香港导演中最勇于开拓市场的，你去过美国，然后在亚洲各国也闯出一片天。
陈可辛：我从1997年拍完《甜蜜蜜》后就不想把自己的事业局限在一个市场，香港的市场以前很好，但从90年代开始就不停往下掉。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小，导演创作的选择就会受限制，而观众越来越少，片种也越少。所以我当时决定去美国，因为美国的市场比较大，希望可以开多一个门。后来我回香港建立applause公司，主要是做亚洲的合拍电影。我本来是香港人，有香港的传统市场，但当这个空间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逼到墙角。回到香港后，我没有选择拍传统的香港电影，而是去拍一些亚洲电影，空间有韩国、日本、泰国等，做了很多合拍的东西，闯了一条惊悚片的路，都是我千方百计为了能够生存下来继续拍自己喜欢的电影，而不是被观众强迫去拍自己不喜欢拍的电影。反而最后一道门是去年从《如果·爱》开始，内地是我最后一个市场，所以我现在的选择有内地、香港和美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市场。当然如果你拍一部很大的片例如《哈利·波特》，那就什么市场都有了，但某些电影只适合某个市场，所以一个导演想要自由度的话，就要给自己开多几个空间。
信息时报：进入内地市场会不会刻意避免一些题材，例如一些敏感话题？
陈可辛：例如妓女题材就不行，但其实妓女是很有趣的一种人，她们的生命充满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东西，而我也特别喜欢小人物的成长，或者一个人从一个小地方去到一个大城市的故事。我本来是想把《甜蜜蜜》拍成一部妓女电影，但不一定指身份是妓女。妓女电影好看是因为里面的女人为了生活会牺牲很多自身的东西，《如果·爱》在某种层面上也是妓女片，也不是说为名为利就一定是妓女，但她们为了生活或某种想法而放弃了自己的东西。如果有一天内地的审查可以允许拍摄妓女的一生的话，那会是很丰富的一部电影，因为妓女的生活很能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没有任何地方的变迁比内地更好看，因为内地近10年变化很大，这里的人性可能最通透。
信息时报：经过几年合拍风潮，很多香港导演都在说回归本土市场，你怎么看？
陈可辛：今年有一个很不好的状况，让我对香港电影很失望。我一直觉得香港人很豁达，但今年开始有一个说法，说合拍片太多了，不要为了合拍而丢掉香港的精神，我觉得这个看法太狭隘了。很多本来在做合拍片的人，发现现在能赚钱的合拍片都是超级大片，所以香港现在突然没有了那种1000多万的片子，要拍1000多万就一定要有内地市场。但那种四五千万的片子又不同，那种片子就是冲着内地每年那几个大片的名额去的，想拿过亿的票房。但如果你进不去那七八部的名额怎么办？所以那些中间的片子已经没有了。以前拍合拍片的那些人突然开始拍三四百万的片子，因为不需要内地市场也可以回收成本，于是大家摇旗呐喊说：“我们回复香港精神，我们不要内地市场，我们不要拍给他们看。”我觉得这样说很无知，而这些人偏偏又是当年第一批回去拍合拍片的人。
主旋律与说教
“其实内地很多主旋律电影都跟社会脱节了，因为你想别人怎样怎样，不能像教书一样去教，我希望电影能有教育意义但没有说教的感觉。”
信息时报：今年最大的计划是不是《刺马》，筹备得怎么样了？
陈可辛：《刺马》是我自己要拍的一部电影，剧本还没有弄好。可能要筹备很长时间。《见鬼》续集也要拍，但还没定是《见鬼3》还是《见鬼11》，还没定在哪条线。还有就是我和尔冬升(blog)合作一部电影，中文名字还没有，叫做《protéｇé》，是一个常用的法文单词，“被保护者”的意思，就是老大特别爱和保护的那个人。故事是讲贩毒，以及整个毒品的制造过程，从(罂粟)花到制造到运送，到用毒品，到为毒品而死。
信息时报：毒品这个题材似乎很敏感，能通过内地审查吗？
陈可辛：这个电影是讲毒品不好的地方，片里会有吸毒的镜头，但没有真正的毒品制作过程的镜头，人性的东西会更多。今年内地是反毒年，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主旋律电影。其实内地很多主旋律电影都跟社会脱节了，因为你想别人怎样怎样，不能像教书一样去教，主旋律现在应该开始用新的方式。我们不能再用说教的方式去拍电影，我希望电影能有教育意义但没有说教的感觉，但能让人觉得毒品不好。
信息时报：在金像奖特刊里已经看到《protéｇé》的宣传，里面打着你是监制，尔冬升是导演，当初你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合作？
陈可辛：这是我和尔冬升聊天时聊到的话题，其实我们说要合作已经说了十几年了。他本来只是说这个故事给我听，想问问我的意见，说完后我问谁投资，他说自己投资，那我说不如一起做吧。现在电影世道这么低迷，有能力的电影人多点互动和合作，还是有用的，能制造观众入场的欲望。不要太各自为政，要多制造一点火花。我和尔冬升、徐克就打算在金像奖后一起开party，谁赢谁输都没所谓，大家一起庆祝。
信息时报：这个题材有点让人想起《旺角黑夜》，角色已经选好了吗？
陈可辛：可能因为有了《旺角黑夜》尔冬升才想到去拍这个，但这部电影要大型很多，如果他只想再拍一部《旺角黑夜》也不用加入我，他想拉得更大更远，或者说更加国际化。现在已经有几个演员在谈，但还没有定下来，所以不能说。几年前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叫《毒品网络》，里面就是很多大明星的群戏，他们扮演了整个贩毒过程中的一伙人，包括警察和毒贩等，各种不同的人，但角色非常人性化，因为他们也是人，也有家庭。我觉得我和尔冬升一起，再加上这么好的剧本，是有可能找到5、6个好的演员破天荒地走在一起的，甚至可能不计较谁是主角谁是配角。导演要多点互动，明星也需要多点互动嘛。
信息时报：你今年内会有电影上映吗？
陈可辛：今年我们会拍四五部戏，但可能都要明年才会上映，最早的一部都要六七月才拍，《刺马》可能九月开，《见鬼》年底开，所以这些片子起码都要明年中才能上。尔冬升的片子有机会赶在年底12月上，《刺马》和《见鬼》就没有可能。
金像奖与遗憾
“我已经四次得到11个提名，但评委没有提名金城武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整部电影是从他的角度发生的，如果连他都拍不好，怎么拍好这部电影呢？”
信息时报：你怎么看待今年的金像奖？
陈可辛：其实我最希望得到的提名是最佳男主角金城武。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很高兴有11个提名，讲这句话的人可能不了解我，因为我已经四次得到11个提名，但评委没有提名金城武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天收到消息时，是我最不开心的一天。我摸不着头脑，为什么提名11个却没有金城武？因为对我来说，他是影片的灵魂人物，整部电影是从他的角度发生的。但是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不可能不提他，更加不可能不提他而提我，因为如果连他都拍不好，怎么拍好这部电影呢？
信息时报：周迅在《如果·爱》里的角色得到很多好评，香港人对内地演员的认同现在是怎么样的？
陈可辛：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抗拒。不要说香港人抗拒，连内地观众也抗拒，这也是一个商业的考虑，当时我用周迅也要说服很多人，包括内地的投资商。他们叫我用香港的女演员，但我觉得这个角色是内地人，再用香港演员就很假了。她拿奖的话，意外的不是我，而是我说服的那些人。
采访后记 中产阶级的感性与反叛
陈可辛的工作室与刘伟强几乎是两种极端的风格。位于尖沙咀的Applause，一楼满是不同风格的小酒馆，中午时分，露天的走廊上坐满了吃中饭的外国人，俨然有兰桂坊的热闹和小资模样。走进Applause，简洁的设计中带着一股古典的气质，深色调的木质仿古桌椅、淡雅的莲花画像，还有挤满了书柜的各种书刊，不见主人已先知其品味。
与陈可辛谈话会学到很多东西，往往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能从他的回答中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毕竟他对电影对市场对观众的了解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正襟危坐的采访结束后，随眼竟看到桌面上摆着一张红色的喜宴请柬，难道是……？陈可辛看到我惊奇的眼光，自己先笑了，“那是许冠文女儿的婚宴请柬，你以为是我的？”听到回答，我也忍不住大笑起来。然而说到婚宴，陈可辛表露出一种极为排斥的态度，“中国人的面子派对我最不喜欢，喜酒里面100桌起码有99桌是不知道干嘛要来的。我觉得有什么事，一般是不到20人会真正为你高兴，其他人凑热闹而来是很虚伪的事情。我自己绝对不会摆喜酒，生日会我也不喜欢。我从来不办生日。”
那会为那即将出生的小孩办生日会吗？陈可辛笑着想了想，“嗯……，这个可能是要办的，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并有自己的思考，但小孩子还没有，他们只会觉得为什么别人有，而我没有，所以我可能会为他办到十二岁，然后问他想不想要。”就是如此，中产阶级的感性，中产阶级的反叛，你都可以在陈可辛身上看到。时报记者 谭争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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