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y看重中国市场 扶植纪录片导演(组图)

袁博导演的《登天一线》工作照
《绿色长城》剧照

　　每年20万美元，6个中国新锐导演，拍摄6部纪录片。国际著名的Discovery探索频道的中国“新锐导演计划”到今年已经举办了四届，对中国一大批年轻导演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在中国纪录片市场处于被动状态时，西方公司早已开始主动储备资源，并为这些中国“新锐”打上“Discovery制造”的标记。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纪录片要发展，光靠热情或依赖国际制作机构远远不够。央视纪录片栏目《纪事》的制片人刘鸿彦认为中国的纪录片制片人“要学习他们的经验和开阔的思维”，“然后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他们身边的生活。任何受到指示和授意的纪录片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背景

　　中国纪录片有没有市场？

　　第四届Discovery中国“新锐导演计划”首映仪式前日亮相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作为国内目前唯一的中外纪录片交易平台，大会邀请到9个国家的17个纪录片播放机构和购买集团采买国内纪录片，其中不乏国家地理、Discovery、日本NHK、英国BBC、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美国公共广播服务公司(PBS)等“大鳄”级机构。但一些独立制片人向记者诉苦：“问的人多，真正购买的人很少。”央视纪录片栏目《纪事》制片人刘鸿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视一般只播放本台制作的片子，没有购买意愿。只有一些地方台有些栏目会买片。”在狭窄的销售渠道下，纪录片一直被认为是“不赚钱”的活。有业内人士对纪录片成本算了一笔账：国内电视台所摄纪录片平均制作成本约为每集(30分钟)五六万元。如果质量上有较高保障，则成本还要有所增加。五六万元成本的片子若提供给其他电视台播出，每次每集售价大约为两三千元。而刘鸿彦告诉记者，据她了解很多地方电视台开价比这个价码更低。

　　在刘鸿彦看来，DV技术日益大众化，纪录片制作的门槛降到了任何一个普通人的面前。制作技术虽然在前进，可纪录片市场反而开始萎缩。一方面，花样频多的娱乐节目泛滥开来，另一方面，纪录片栏目量多质低的问题逐渐严重，最终使得观众纷纷逃离。纪录片真的在中国没有市场吗？刘鸿彦透露：“纪录片是电视台品质的象征，我们的栏目培养了一批热爱纪录片的观众，我们收视率处于台里中游水平。事实上，观众有想看纪录片的意愿，而这一人群正在逐渐扩大。”

　　但是，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张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断言，“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大得惊人。”统计显示，Discovery在亚洲所播出的中国题材纪录片是所有题材中收视率最高的，而近三年来在所有Discovery的纪录片中，关于中国题材的片子已经高达25%。他说：“中国是21世纪全球的焦点，全球对中国的关注仍会不断上升，在2008年奥运会时会达到一个高峰，并延续到2010年的世界博览会。”

　　契机

　　Discovery看准中国市场

　　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的Discovery，为了推广品牌在中国举办新锐导演计划，Discovery亚洲电视网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张方解释说此举是“希望发掘中国纪录片的新秀导演，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但在记者看来，Dis-covery一年投资20万美元，选出来的6个新锐导演一年内拍的片子由Discov-ery资助，片子最后的剪辑权和版权属于Discovery，说白了，就是每年出20万美元找6个导演“义务”拍6部纪录片。

　　在国内市场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Discovery还让国内纪录片导演能“与世界接轨”。“轨”就是国家地理、Discovery制定的行业标准。本届新锐导演余琼告诉记者，参与此次活动最大的收益就是“学会了如何‘跳出来’把本土特色用全球化的标准展现出来”。记者还发现学术上的收获直接影响到了经济的收益。在广州纪录片大会上，新一届Discovery学徒刚刚产生，往届师兄已经开始兜售创意和产品。2004届“新锐”朱春光正在和加拿大一电视台探讨合作拍摄多集纪录片《雄伟的长江》，“到了那里才发现纪录片的市场那么广阔。”朱春光强调了Discovery作为跳板的重要性。新一届的导演们也感受到了Discovery的品牌效应带来的收益，本届的导演袁博告诉记者：“自从我参加了这个活动，我的纪录片工作室吸引了不少买家和合作者。”

　　争议

　　本土纪录片应拒绝“Discovery制造”？

　　让中国导演来拍摄中国的故事，Discovery的初衷无疑是好的。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很多导演开始有意地向Discovery的口味靠近。这样按照外国人标准定制出的中国纪录片很容易引起“民族保护”争议。据了解，Discovery选拔出导演后，会对他们进行培训，全程参与拍摄过程，细致到每个分镜头的运用。对此，本届新锐导演余琼认为，Discovery的介入确实会削弱本土纪录片的民族独特性，但它也是有效传播本土文化的最好手段。Discovery标准化叙事方法和制作流程为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人提供大家都能领会的信息。导演袁博也解释称两者的不同只在于技巧和形式，不涉及思维意识，“Discovery在技术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但是创意是我的，导演的发展余地很大，即使在拍摄过程中产生分歧，也是可以探讨的，甚至于可以两种意见都来一遍，让效果来说话。”

　　记者获悉，明年该活动将停办，对此，张方解释原因有二，其一是为明年的奥运盛事让路，其二是报名参赛人数中重复报名者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人才的匮乏。对此，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负责人林建汉认为Discovery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但年轻导演未必要通过他们才能获得成功，“即使没有Discovery，国内的媒体一样可以提供机会。我们每年大会都会组织国外资深制片人对来自各地国内的新锐导演们进行授课，Dis-covery对国内导演的培训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他们的市场，而我们的‘培训’更多的是侧重于国内市场。”

　　刘鸿雁也认为，Discovery那种商业化、娱乐化的观念，与我们国人心目中担负着社会责任和艺术理想的纪录片是有区别的。Discovery为中国的纪录片作者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舞台，但很难说对中国的纪录片发展会有多少作用。所以对中国纪录片来说，想要到达成功的彼岸，光靠热情或是依赖Discovery这样的制作机构远远不够。刘鸿雁说：“对中国的纪录片制片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应该学习他们的经验和开阔的思维。然后用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思维方式去看待自己身边的生活，任何受到指示和授意的纪录片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早报记者 李云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