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在《桃花运》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挺深刻的，你觉得自己演得怎么样？

　　刘震云：紧张，那一条我拍了十几次，因为我总是笑场。但是这种紧张也正好符合了那个人物的性格。对于我演电影这事，连我妈都说不靠谱。我仔细分析过这件事：一，本来我不是人来疯，不适合做演员，为什么就去演戏了呢？怕还是小时候的理想在作怪———想去戏班子敲梆子。二，也怪这些戏的导演。怎么会发现我身上有表演的细胞呢？不会是故意害我吧？既然朋友叫了，我的榜样是鲁智深，就随朋友去了趟沧州。三，“刺打”(挖苦)我的人认为是件大事，我却觉得就跟去菜市场买趟菜一样，“有什么啊，还值得说”。四，时间也不长。每部戏里，也就仨俩镜头，吃顿饭加抽袋烟的工夫，比去内蒙贩驴容易多了，不耽误我干别的。五，我不是一个多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

　　新京报：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可能会考虑一些画面、镜头感，观众的接受度，这些对于文字会不会有一种消耗？

　　刘震云：不是说电影消耗文字的什么东西，它本身就是不同的度。一个要去的是汴梁，一个要去西安，不但吃的东西不一样，口音都不一样。所以你事先心里要知道你不能按照汴梁的食物、语音和风俗习惯来要求西安。拍一个电影不会给这个作品增加一个字，也不会少一个字，你的作品还是作品。它又给了我一笔钱养家糊口，这不好吗？

　　我跟其他的作家是不一样的，我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我是靠写字来养家糊口的，其他的专业作家他们是拿纳税人的钱的。所以我看到其他的专业作家在义正辞严，在教诲和教训我们的时候，我根本不信。是一个作者，就应该用自己的写作来为生，哪有钉皮鞋的不钉皮鞋就有人给他钱啊？

　　新京报：大家现在都把你的作品称为“刘氏幽默”，你的幽默来自于你的生活吗？

　　刘震云：幽默是最能消解苦难和沉重的方式，一个是生活本身的幽默，还有一个是产生的地域幽默。河南人是非常幽默的。我曾经举过一例子，我写《温故1942》的时候，如果写悲剧，没啥意思，但是悲剧里藏着极大的喜剧这是我关注的点，一人走着走着死了，临死之前他说的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伤心欲绝，他说：“某某，三天前死了，我比他多活三天，我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