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刘烨真的不得不死。虽然他的表演的确很精彩。但因为个头太高，1米86,站在一堆难民里，太显眼了。我是日本兵我也会把他拎出来。初稿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高圆圆和刘烨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但那个剧本是在家里写的，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可是在拍摄现场一看，感觉他要能活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结果刘烨和高圆圆这段感情戏拍了一半就不拍了。不过为了重新把这两个人物树立起来，我给刘烨和高圆圆加了一些戏。像刘烨巷战的戏，原本没有这么多，高圆圆被枪杀的戏也是后来加进去的。我宣布不拍的那天，刘烨很难过。那天他拿了把椅子，把自己藏到很深的城墙门洞里，一个人冲着墙坐了很久。我觉得很对不起他。因为他在电影里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完全是巨星的味道。

　　记者：但大家的评价，高圆圆的表演痕迹还是有点重。你对她的表演满意吗？

　　陆川：我对所有演员的表演都很满意。高圆圆是女一号，她演得好也是应该的。让我评价的话，她可以算是脱胎换骨。圆圆一直给人的印象是很甜美的，有些像花瓶，但至少这个花瓶还比较纯净。刚开始找她时，我并不是很自信。不过我发现，她内心的道德标准比较高，挺像1930年代的那种女人，那个时候的女人内心是很干净的。有些人可能戏演得很好，可是最多也只是在演戏，像《南京！南京！》这样一部电影，很难藏住一个真正的人。这是我对电影的一个个人化的看法，我选演员的时候，首先选她是不是最大可能贴近这个角色。

　　记者：但听说你们两个在片场还经常吵架。

　　陆川：那是正常的，我们的意见经常有分歧。但她也在尽力配合我的要求。她在剧组，呆了整整一年，我听说在那之后，她不得不休息很长时间，靠听郭德纲的相声才恢复了情绪。我们吵架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情绪上的释放。经常是她说她的，我说我的，当然这一切都是从戏出发。很多时候甚至是为一些细节开始吵，比如这场戏你到底说哪句话，为什么说这句话，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观点。刚来片场，高圆圆就是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拍着拍着，人就开始变了，变急躁了还容易生气，逮住谁就跟谁急。其实之前她很与人为善的，所以我们都为她着急，怕她出事。我还强行送她回家呆三四个礼拜，结果她歇了两周又跑回来了。

　　关于剧本：为什么让拉贝下跪？

　　陆川回应：再帮我们，他也是德国人

　　《南京！南京！》的上映，直接面对的同类题材电影，就是29号开始上映的《拉贝日记》。但两者虽然背景相同，表述却大相径庭。《拉贝日记》中，拉贝是活菩萨，一直都对中国人抱有同情心，在担任国际安全区主席的时候，也是半主动的性质，甚至冲到杀人场上救出20个中国人。而在他离开的时候，更是受到了众多中国人的欢呼爱戴，像一位英雄一样走向了码头。但在陆川的电影之中，对于拉贝的描述，却显得低调而且负面得多。拉贝是在保护中国人，但南京国际安全区里，日军可以随便出没，随便抓人杀人，随便抓妇女出去强奸。甚至，在日本人要求他交出100名妇女当慰安妇时，他也只能照做。而到最后，他在被要求离开中国回德国时，觉得自己有负于二十万中国人对他的期待，只能向众多的送行者下跪。

　　记者：听说你最早的时候，就是要拍《拉贝日记》？　

　　陆川：拍《可可西里》的时候，我对摄影师曹郁说，拍完这个，咱们拍南京大屠杀吧。当时只是设想，后来，深圳电影制片厂的人来找我，因为他们和好莱坞几个制片人一起合作想拍个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当时这些美国人给我的是根据《拉贝日记》改编的剧本，写一个德国人在南京拯救十几万难民的故事。准备那个剧本时，我不想拍《拉贝日记》了。我觉得一个中国导演去拍南京大屠杀，不能把故事浓缩成一个德国好人拯救中国难民，因为南京大屠杀的受难者是中国人、南京人，是30万人，如果只是归结到一个外国人对一群中国人的拯救上，就把这个主题给简化了。然后我看了半年的史料，用了1个多月时间写出了故事梗概，大概有1万多字。去了当年的香港电影投资洽谈会，把剧本大纲拿去参赛，结果拿了个奖。之后就充实剧本、找投资，正式筹备起这部电影了。

　　记者：既然你看了这么多资料，对拉贝的处理，为什么看起来跟《拉贝日记》相差得如此之大？

　　陆川：我还没看过《拉贝日记》，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处理的。但我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拉贝就是那样。人都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始终是个德国人，有些事情，不会有我们这样的感受。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拉贝的日记里写的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魏特林的日记里写的是“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的叙述就不是这样。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郑照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