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始至终,《南京!南京!》这部片子一直被激烈的争议声包围着。在争议旋涡中,陆川以近1.7亿的票房傲然晋身中国导演的“亿元俱乐部”。38岁的陆川如何获得“成功“?这个月里,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一场蜕变?当影片公映的热潮退去之后,带着许多疑问,记者再次坐到了陆川的对面。
记者·张守刚 北京、上海报道 摄影·川制作供图
5月23日,陆川站在上海影城的一座放映厅的台上,双手交错。在高高的穹顶的衬托下,巨大银幕前的他显得有些瘦削。
台下坐着近300多人,这是《南京!南京!》迎来的第一批日本观众。显然,他们的情绪还没有从刚才大屠杀极端暴力的黑白影像中解脱出来,现场气氛平静而压抑。他们的眼神中有哀伤,更多的是惊异。
这批日本观众与陆川的交流并没有剑拔弩张,1个小时中没有出现激烈的质疑,这跟国内白热化的批评浪潮形成强烈反差。《电影世界》杂志封面文章质疑“《南京!南京!》是否又一次爱国主义投机”,来自他母校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崔卫平,措辞严厉;“拿这样立场和逻辑双重混乱的影片,放在亡灵面前,是想让他们安息还是不得安宁?”
当然,还有民间的大量评论,他被视为“丧失底线”、“丧心病狂”,甚至被说成“文化汉奸”、“投机主义者”。公映末期,这种批评声音似乎突然被释放了起来,愈加猛烈。
21日的深夜,我与陆川往复发了一个小时的短信,想约他深谈一次。中间我问他,你看到崔卫平教授对你的批评了吗?许久,收到他的回信,其中充溢着悲壮感:“能被自己电影学院的老师当做异类绑上火刑柱,是我的光荣。中国要走向进步,必须多一些我这样的异类,去触碰禁忌。”
随后,我们约定上海见面。
一场梦寐以求的混乱
5月23日下午2时,上海影城一层大厅。我发短信给陆川,我到了。
1分钟后,陆川向我走来,他一身深色休闲打扮,白色的衬衣领子最上面两粒扣子开着。他迅速将我迎进旁边的一家咖啡间,那里,十几位日本记者正围拢在一张桌子旁,听这位青年导演讲述《南京!南京!》。
我坐在了他身后,看着他不是很浑厚的肩膀。2年前,我在北京展览馆第一次见到他,他的身后是《南京!南京!》的大幅海报,上有红色“不许可”警示字样。他解释说,这是早年军方秘密档案上的字样。
触碰禁忌,这让陆川毁誉参半。他的宣传团队把他“屏蔽”了起来,偶尔,他从记者采访中能感受到自己遭受的非议,他的父母朋友给他发短信说“你要坚强”,那些一直为这个片子保驾护航的“大朋友”提醒他:你不要回应。
实际上,他对这场空前的争议了然于胸。他的信箱里曾经收到一封匿名邮件,有人在里面恐吓他说:“我要杀了你,杀了你全家”。博客留言上,更是大量的谩骂与攻击。就连80后的蒋方舟,也在电视节目中杀气腾腾地质问:陆川,我为什么没看到你所说的那种抵抗?
他明白自己回不去了。“再也不像《可可西里》那样,是一边倒的支持声音。那时候,否定的声音大概是1%吧。”似乎,对那段日子他开始有点眷恋。
从全社会公测的角度,他的团队认为这部电影得到了中国观众50%的支持,15%的反对。但这个数字,在他的反对者崔卫平看来,是很不靠谱的,“反对者肯定不是这么低”。
有一种典型的质疑声音说,陆川,你钻进日本士兵的躯壳里,替日本人替代性反思,但日本人自己会不会去反思?“我觉得,靠嘴说是没有用的。我的电影可以走到国际,走到日本,引发他们反思。很多东西只能靠时间证明。”
他很少急扯白脸跳出来跟人辩驳。“回想起来,4年之前,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但现在,我看了4年的资料,有了变化,我用电影传达了这种变化。我不能要求没有阅读过史料的观众,跟我一样思考问题。”
陆川在军校学习期间进行过战史研究,他发现,战场上不是那么二元对立的,就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对广岛的原子弹必须得炸,我是支持的。但我不明白,德累斯顿为什么要炸?为什么出动5000多架次,用燃烧弹轰炸一个不设防的民用城市。一夜之间,16万人搞掉了。”
他对战争打着问号。于是,他拍摄《南京!南京!》的时候,决定必须从人性的角度探讨,这才是能被全世界理解读懂的东西。他坚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
学者雷颐曾撰文严厉批评他,标题是“失去底线的陆川”。这次,他总算给了一次回应:“我的底线是真实,就是我不能去说谎。”
他也曾放言,自己最大的野心就是要把《南京!南京!》放到日本去,影响日本观众,甚至“让他们成群结伙地来中国道歉。”这句话很有愤青的色彩,我很好奇,他内心,对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感?
他的回答部分印证了我的猜想。“怀有激烈情绪的人,都不了解当代的日本人。他们不也是人吗?你痛恨日本侵略军,要和当代的日本人区别。”
当天下午,有个日本女记者对他说,我好想刘烨能活下来,他好帅啊,为什么让他死得那么早?“她都跟我聊这些了,跟个小女孩似的,我怎么跟她嚷嚷?日本在中国真的被符号化了,我就是要把这个符号去掉。我反对的,是极右的那批人。”
影评人、策划人谭飞认为,陆川引起很多人的反感,跟他的姿态有关系。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三大导演从威权时代而来,陆川则是中国向公民社会的转折过程中成功的,他应该更坦然地面对来自公共界的批评,而不能把一些攻击的言论归之于蓄谋的一部分人。
他建议:“陆川有野心,他在按照大师的模子走,但也不能心急。”
无论如何,陆川这次讲述的大屠杀故事陌生,令人惊异。他成功制造了一场混乱。这场混乱,将他推到了一个聚光灯强射的焦点中。其实,很多导演对此梦寐以求。
从与不从之间
陆川一边玩弄手中的N95手机,一边认真应付着《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众多日本记者的问题。双方也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其中一个问题是:“中国有些媒体骂你?你委屈吗?”
陆川心里说,功课做得不错呢。“这部电影最牛的地方就是在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都会有很多人要骂,这证明了电影的伟大。在中国电影市场,争议的声音把电影骂过了一亿六;拜托在日本上映的时候,你们也多骂点。”现场的记者大笑。
凭借这部有争议的沉重题材的电影,陆川晋身亿元导演俱乐部。刚刚38岁,他多么有理由内心膨胀,在他前面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等老牌导演的大名。
有段时间,他对过亿有着巨大的渴望,想想都会兴奋。他曾号称如果票房过亿,他就去裸奔。他还曾狠狠地丢出一句话:“如果它不过亿的话,我说一句不负责任可能也会得罪人的话,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导演的责任了,可能要去想是不是别的问题。”
票房过亿的那天,他身体没有出现预想的强烈反应,他对此也感到奇怪。“我也高兴,但不是由衷的,我似乎在附和着别人的一种情绪。”之前,很多人看到电影首映式那天,陆川激动得不能自抑,他背对观众,肩膀在哭泣中轻轻抽搐。
《南京!南京!》的宣传营销总监黄斌,之前曾负责《无极》、《梅兰芳》等大片的营销,他的意见是:在目前的中国电影市场,影片内容是否成为“National Topic”(国家话题),对票房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次,陆川显然做到了这一点。
从张艺谋到冯小刚,所有亿元票房的电影,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娱乐大制作。陆川这次的路数迥异,这似乎印证了冯小刚评价他的话:陆川不愿拍商业片,但愿意走红地毯。
这句话开始流传的时候,陆川刚离开华谊兄弟。他当面向冯小刚求证,冯断然否认说过此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