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雯丽：《我们天上见》就像是我的孩子(组图)
蒋雯丽
《我们天上见》中设计了大量的雨戏，蒋雯丽说：“在我的童年当中，天空总是阴沉沉的，一直在下雨。那种天气
除了朱旭和刘烨，其他演员都来自于蒋雯丽的老家蚌埠，演小小兰和小兰的两个女孩儿都是非职业演员，蒋雯丽说：“在她们身上可以找到那种纯朴、善良、天真。”
撰文/马驰
《我们天上见》在釜山电影节获得最受观众喜爱电影大奖，在澳门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导演奖，这部电影的导演正是新科金鸡影后蒋雯丽。蒋雯丽第一次拿起导筒就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双重肯定，除了长期受到金牌导演顾长卫的耳濡目染之外，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拍出了真情实感，正如《立春》中的王彩玲一样，《我们天上见》中依然可以看到蒋雯丽童年的成长历程以及她与姥爷之间动人的祖孙之情。
连续忙于电影《我们天上见》的宣传，即使是日夜兼程地从外地赶回北京，蒋雯丽的精神依然亢奋，谈到自己的电影更是神采飞扬，从剧本的酝酿到影片的宣传，再到片场拍摄时发生的趣事，仿佛是在夸奖自己期末考试取得好成绩的儿子一样，如果不是记者强行插话、提问，蒋雯丽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是啊，哪个妈妈谈到自己的好儿子能停得了口呢？
故事来自于亲身经历
2003年蒋雯丽接连拍摄了三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这一年几乎都是在片场度过的。一年的忙碌确定了她在中国电视剧界的地位，尤其是一部《中国式离婚》让她红遍了大江南北。到了2004年，或许是前一年太过于忙碌，抑或是家庭原因，蒋雯丽选择了休息，正是这一年《我们天上见》的剧本开始萌芽。回想当年酝酿剧本的过程她回忆道：“感觉儿时的许多画面不断地出现在眼前，当时就有一股冲动，想把这些画面拍下来。这些画面和故事都是20多年前的，我经常开玩笑说，那个时候我们吃的都是有机食品，虽然生活很拮据，所有的东西都要定量，买衣服、粮食什么的都要靠票，但是依然有很多温暖的东西存在，比如人与人之间、邻里之间，虽然人都不富裕，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反而更加真实。现在的生活比以前丰富很多，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但是总是感觉到精神上缺少一些东西，我虽然生活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工作很忙碌，但是经常感觉很迷失，所以每当我回忆起童年的那些画面，就感觉那时候的生活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正是这一幅幅画面的不断闪现，让蒋雯丽开始有了创作的冲动，但是从剧本创作到真正开拍经历了漫长的3年，期间她边拍戏边修改剧本，前前后后写了20多稿，故事才基本成型。《我们天上见》的故事大部分来自于蒋雯丽幼年的经历。上世纪70年代，由于父母被发配到新疆，“蒋小兰”和姥爷相依为命，他们平静的生活之中有不少小烦恼，比如小兰由于姓氏的缘故被坏孩子嘲笑，小兰学习那个年代的榜样、体操冠军蒋绍毅也被嘲笑只有业余水平。而姥爷对小兰的疼爱虽然没有说出口，但却融在一举一动中：虽然经济拮据，但每顿饭给小兰加一杯麦乳精是少不了的；为了小兰有练好体操的信心，姥爷在院子里搭起简陋的单杠；小兰父母去新疆10年都没有消息，姥爷就模仿小兰父母的口吻给她写来一封封抚慰心灵的信。蒋雯丽说：“电影中有70%都来自于亲身经历，但也有部分艺术加工。有些大情节不太一样，比如当初我母亲其实是在我身边的，但从戏剧的角度来说，如实地讲述可能会削弱小兰和姥爷之间的关系，于是就写成了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了新疆。很多细节都是基于我生活的原型。”
这部电影就像是我的孩子
其实《我们天上见》严格意义上说不算蒋雯丽的导演处女作。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蒋雯丽曾经为了给丈夫顾长卫庆祝生日拍摄了一个小型的MV，但是那只能算小试牛刀。再一次拿起导筒可不是玩票，对于这次独立完成的电影她感慨颇多：“其实当导演对于我来说是一件超乎想象的事情，我做演员有20多年，平时拍戏的时候老是和各种导演在一起，并没有感觉到当导演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只有自己当了导演之后，才真正地体会到导演的辛苦，这种辛苦主要是累心，片场的方方面面都要去操心，但是付出和收获绝对是成正比的，尤其是看到作品慢慢地成型，那种成就感真的是妙不可言。感觉《我们天上见》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以前演出一部作品获得了成功，只会觉得自己演了一个不错的角色，没有自己拍戏这么强的归属感，这次当导演真的是体会到，拍戏就像是孕育一个生命，这个生命的孕育和出生都是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的。”
谈到当导演的困难和辛苦，蒋雯丽开始回忆起当演员时的幸福时光，毕竟演员大部分时间只要备好剧本，耐心等待自己的戏份就行了，可是导演得一刻不停地关注各部门的工作进度，并不停地与各部门人员进行沟通。蒋雯丽坦言，自己实在是不善于与人沟通，“其实和困难相比更多的是开心。拍摄《我们天上见》实现了我的一个理想，要真是说困难，可能是我不太善于和他人沟通吧。但是一个导演必须要不停地和人沟通，从前期准备阶段凑集资金，拍摄期间和工作人员合作，到最后的宣传发行，得不停地和各种人打交道，这些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是当导演的最大挑战吧。”
一直以来蒋雯丽的演技都无可挑剔，尤其是一些高难度的戏份更是难不倒她。在《立春》中，她的一口包头普通话连当地人都挑不出毛病，虽然在导演技巧上还略显生涩，但是对于演员情绪的把握和调控上，蒋雯丽显得自信满满，“正因为我是演员出身，所以能更好地理解演员的心态，能确保演员始终保持表演的状态。《我们天上见》中除了几位专业的演员，还有两个孩子，她们分别扮演不同年龄的我，这两个孩子都是从来没演过戏的，所以我当演员的经验能更好地让她们发挥出我想要的感觉来。”
我们经常说，一部优秀的电影是具有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往往来自于作者的真情实感，以及观众们对这种情感的感同身受，对此蒋雯丽深有感触，“在剧本创作阶段，我写着写着就发现，这个故事自己会成长，就像个孩子一样逐渐开始有了自己的性格，有的时候反倒感觉不是我在创作它，而是它在带着我往前走。其实在《我们天上见》中有很多东西是来自于这种创作上的生命力，直到今天电影上映了，我仍然能够感觉到这种生命力的延续。”
这是我的电影，不是顾长卫的
蒋雯丽的名字注定要和顾长卫连在一起出现，尤其是说到电影这件事，但是关于《我们天上见》，蒋雯丽特别说明：“这部电影，是我独立完成的。他其实是一直很鼓励我的，因为我很早就和他说过，但是一直就没开始写。我写完剧本给他看的时候，他说很出乎他的意料，比他想象的要好很多。本来一开始我想请他来帮我做摄影师，后来他拒绝了，希望我能独立完成，如果他参与进来我就会很依赖他。我觉得他这样做是对的，后来大家也都觉得是对的。”虽然就成片而言还是充满了顾长卫的味道，但是按照蒋雯丽的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影像风格和叙事节奏上的接近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我们是夫妻，肯定会互相影响的，另一方面，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人物设置上，《我们天上见》和《孔雀》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是年代比较接近吧。”
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顾长卫只是在片场露了一小脸儿就被赶回了家，但是他在妻子创作期间，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一心一意地当起了全职奶爸，让妻子全心全意地创作自己的电影。蒋雯丽告诉记者，两个人其实早有分工，“我拍戏的时候他就多照顾一些，他拍戏的时候我就多照顾一些。”
近几年关于蒋雯丽和顾长卫婚姻危机的新闻频频出现，对于这些负面新闻，蒋雯丽一向表现得很大度，但是当话题从电影转到生活，她显然警觉了很多，不过对于经常在戏里面对婚姻危机的蒋雯丽来说，这些是是非非她早已当做是家常便饭，回答更是滴水不漏：“这些新闻我都尽量不看，平时都不上网，基本上这些事不能给我造成压力。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我觉得，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演好戏，照顾好家人，就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别的什么都不想。作为一个演员，在这个位置上一定会有各种东西，正面的、负面的肯定都会有，不管怎么样，任何与我们相关的事情都会被无限放大，所以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毕竟在这个行业里这么长时间了，不会轻易被这些事情所打扰。”
对话蒋雯丽
记者：您觉得当导演和当演员哪一个比较有成就感？
蒋雯丽：当然当导演更有成就感，不过还是当演员比较轻松。
记者：今后还会继续拍片吗？
蒋雯丽：我觉得当导演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还没想过今后当不当导演，可能会在今后有迫切地想表达自己的冲动的时候吧。
记者：可是听说您要拍《童年》《我的大学》 《在人间》三部曲？
蒋雯丽：最早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可是在拍完《我们天上见》之后，我的想法有些改变，这部电影可能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同时也是最后一部，当导演实在是太累了。不过也不一定，还要看大家对《我们天上见》的喜爱程度吧。忙完这部电影，我真是想演一演戏，现在还是觉得当演员幸福。
记者：片子马上就要上映了，您最想感谢谁？
蒋雯丽： 我最想感谢的是我在天上的姥爷，他对我的爱让我到今天仍然难以释怀，正是有这份爱的存在，而我也想把这份爱表达出来，于是才有了今天的《我们天上见》。希望这部电影能给更多人温暖的感觉。
记者：您的孩子喜欢这部电影吗？
蒋雯丽：他很喜欢，但是片子里面的情感可能现在他还体会不了，但是他知道那是妈妈的童年。他曾经和我一起去给太姥爷上坟，看完了电影，他对我说：“妈妈，我知道为什么你给太姥爷上坟时会哭了。”我知道儿子看懂了。片头的片名是我儿子写的。我对儿子说：“我要给你开个题字费，200元怎么样？”儿子想了想：“200元太多了，100元就够了。”我听完哈哈大笑。
记者：您对现在的生活状态满意吗？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您所向往的？
蒋雯丽：非常满意，有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工作的同时还能兼顾到家庭、孩子、父母，这就挺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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