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一个街口，您可以看到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如果12年前您经过这里的话，很有可能会发现在街头有一位年轻的中国音乐家在拉小提琴，那时候他刚刚来到纽约不久，既需要增多一些演出的机会，也需要增加一点收入，不过，今天你要是想找他的话，恐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他已经登堂入室，成为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之一，而且他还因为为电影《卧虎藏龙》作曲而获得了2001年的奥斯卡金像奖，他，就是谭盾。

　　杨澜：谭盾，首先还是祝贺你获得奥斯卡最佳作曲奖。我想所有的华人都感到非常骄傲。在这事先你有没有做准备？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希望获奖？

　　谭盾：最开始没有准备。你知道我湖南老家的一个算命先生跟我讲：凡是你想到的东西，你想得到的东西，都得不到。所以我就不敢想。我知道我一想到东西肯定得不到。所以从心里来讲我真的是不敢想。我也不想去想。

　　杨澜：但是你肯定还是要准备一个简短的发言？

　　谭盾：45秒钟里要谈点什么很难，而且我有那么多要谢的朋友，后来他们就说：你其实可以在网上谢，因为谢也谢不过来，那么多朋友，那么多父老乡亲呀，妻子儿女呀，整个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总是有那么多的人去投资，不是说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那天早上，突然我接了一个电话，就是颁奖仪式那天早上，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美国人，他说：从一个美国人来讲，我觉得我很希望你作为一个亚洲人、一个艺术家能够在这个瞬间，讲点发自亚洲人的内心深处的一些声音。你可以讲15秒钟啊，另外30秒钟再谢谢你的哥们姐们、爷们、爸爸妈妈、什么什么。我觉得他这个话很有启发。我应该为所有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为了艺术，为了生活，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国际上闯荡的亚洲人说点什么。

　　杨澜：你把奥斯卡作为自己的音乐生涯中的一个什么样的，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谭盾：奥斯卡给了我这个荣誉，其实我觉得个人很高兴是因为我长久一直在梦想、在实践，我希望音乐成为一种东西没有隔阂的交流媒介。我高兴是因为我让二胡感动了全世界，而正因为奥斯卡又肯定了我这一点。我觉得我很欣慰。

　　杨澜：你曾经说过《卧虎藏龙》这部电影本身就已经突破了一种界限？

　　谭盾：这电影其实我想传达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得不得奖，其实“卧虎藏龙”已经得奖了，已经赢了。为什么赢了呢？第一个我觉得它赢得了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它赢得了一个战胜和废除这些边界，艺术的边界，艺术的局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无形的〈杨：文化〉文化之间的这种隔阂，和一种无形的墙。

　　杨澜：你过去主要是做古典音乐的，你觉得电影音乐与古典音乐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吗？是否做电影一个作曲家的能力会受到很多限制？因为你要配合画面去做音乐。

　　谭盾：做电影音乐跟做古典音乐也不一样，因为古典音乐主要是以音乐为主。做电影音乐你的第一个本事就是要把自己容纳到一个综合音乐艺术中间中去。你自己不能跳出来，但是你自己就是拧成一股绳啊，这是中国人最需要的。大家都在一起，但是谁都不大突出，但是大家都力往一处使。电影音乐跳出来太多就不好，融在里面最好，这是第一。第二个，电影音乐给你的限制很多，你在这个限制很多的时候，能够要达到这个效果，这个很难。第三个，它的时间和它跟对白的关系很重要。譬如说像我们在国外做电影，在电影做好音乐之前都有一个好像一个图式一样的东西，对白东西都划出来，有对白的时候音乐乐器绝对要停止。只有对白停掉，这个音乐才能动。而对白来了又得停止，或者保持一种别的状态。你静我动、你动我静，又要保持这样一个限制，又使音乐永远在感动你，还要把这个结构带着走，要把导演声音上面，对白上面没有或讲不出来的声音，从另外一个渠道讲出来，这点很难。

　　杨澜：因此你也得到一种创作的空间，一方面受到限制，其实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挑战？

　　谭盾：对。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时间。李安对我说：谭盾，还有十天就录音，我差点就自杀了！因为我根本来不及。你知道吗？真是来不及。为写“卧虎藏龙”的音乐，我破了个记录，我真的有一两次是24小时写音乐没有停过。有一次早上六点钟开始写，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的一个助理很早来帮我开门。他说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我说，哎哟，我昨天就坐在这里了，他当时完全傻了，我自己也傻了，我完全忘了……

　　杨澜：你进入状态了！谭盾：对，一个很奇怪的状态……李安最开始找我的时候对我说：谭盾啊，没有钱啊，这个预算低啊！我觉得他蛮可怜的，他把自己的房子也抵押进去了，他的太太原来一直在家里，现在不得不去工作，因为负担很重。后来我们只好去找索尼唱片公司帮忙，最后我们的音乐全部是由索尼唱片公司赞助的。

　　杨澜：在美国发展的这些亚洲的音乐家、中国音乐家，都有面临这样一个过程：你必须要在很有限的资源的条件下去建立起自己的无形资源。

　　谭盾：你谈的这个资源很有意思。我在纽约已经住了很长时间了，但是我在纽约好像是把它当湖南住。为什么这样感觉，你看我的花园里也种了湖南的竹子，为什么，我觉得无论是湖南也好，纽约也好，实际上就像沈从文说的：水，可以把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连在一起。我在纽约写作，其实灵感还是跟湖南断不了。其实湖南的那种打击乐呀、湖南的那种弦子啊。。。还有自然中间一些东西，譬如说：湘西的苗族、侗族、瑶族的音乐、土家族的音乐对我影响也很大，我特别喜欢，还有他们的傩戏，那是最早的一种祭祀歌舞，把人的过世和来世连结起来，这个楚文化的东西、巫文化的东西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在纽约搞巫文化、楚文化，人家都觉得有意思，李安也是这样的，《卧虎藏龙》也是在纽约制作的。

　　杨澜：实际上在美国越是要做有中国味道的东西；在中国，越要做点国际味道的东西。

　　谭盾：对。当然，这个国际味道不一定要完全强调国际化，我是指没有国界障碍的东西。

　　突破界限，的确为自己拓展了创作空间；但是要在浩瀚的音乐世界中建立自己的国度，总要先找一个落脚点。谭盾在一次收集民谣的经历中，发现自己安身的地方，原来就是在中西的交汇处。

　　谭盾：有一次在广西，那一次是80年的时候，当时要去一些深山老林去采集一些从来没有被外面听到的歌，听到的一种乐器，或者什么样，所以我们当时要爬好几天山，要爬到那个瑶寨里边去。我们到了瑶寨里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村寨完全处于刀耕火种的年代。所以他们就把那个鸟或者老鼠或者很有意思的东西放在糖罐子里面，然后藏在那个粪坑的底下。因为听说粪坑底下是恒温7度，那里腌出来的东西味道特别好，我这一辈子可能再也没有希望没有福气吃到那种腌的肉了。当时我们都很年青，二十出头一点，也吃不了多少苦，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因为我从湖南到了北京以后，有一种自卑的意识，我觉得我西方音乐学得不好，于是用全部精力就是学西方音乐。在我学了一两年西方音乐之后，我发现不尽然，我可以在这种音乐中去表达我自己，以前在湖南生活的那些经历恰恰是我很重要的财富之一，所以我现在在纽约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两个世界的东西融在一起，形成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自己想不断去做的事。

　　杨澜：我在这个奥斯卡奖旁边发现，应该是你儿子出生时候的小脚印，是吗？

　　谭盾：对。有了一个孩子以后你觉得不一样了。好象你想的东西，或者你想通过音乐说的话不一样了，而且你说话的方式更加人性化。以前我比较狂热，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棵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朵云；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鬼，但是我现在更多地觉得……

　　杨澜：你总算像人了。

　　谭盾：是的：这就是儿子给我的很多的启发。

　　杨澜：得谢谢这个小宝贝，现在好像是踩在大地上了，是吧？

　　谭盾：就是扎扎实实，一个一个的脚印。我看小脚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等他这个小脚长成这么大的时候，好象要经历很多东西。关于孩子的成长，我希望做父母的能这样想：给他一个环境，给他扫除很多很多的障碍：心理的、间接的，硬的、软的，然后就让他有一个很自由的空间去发展他自己的个性，很自由、很好的环境。

　　杨澜：很多障碍是自己给自己设立的；或者有时候大人给小孩设立的，其实都防碍一个人自由地发展、成长。

　　谭盾：所以鲁迅伟大，他曾经讲过，就是其实人与人之间的无形的墙的存在，恰恰是我们的最大的阻力，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阻力，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阻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阻力。其实这些东西完全是人为的，是人作为动物本身的一种本能的一种缺陷。其实作为一个高级动物来说，我们都说人类是很高级的动物，其实我们是完全有这个能力去突破这种东西的。而这个东西一旦突破，这个中国人会不得了。

　　杨澜：我听说你最近好像在做一个教育的系列，能给我们说说吗？谭盾：我们选了十个孩子，有黑人、有白人、有黄人，还有混血的孩子。然后启发他们，就是给他们每人拿了个录音机、录象机，就是在纽约各种渠道的生活的层面去看，譬如说这个海岸，：采集不同的东西、观察不同的东西。这些孩子很有意思，他们去听这个地铁的声音呀、菜场的声音呀、自己走路的声音呀、这个风的声音呀、电的声音呀、这个飞机的声音呀，他们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特别在一起做饭，然后把做饭所有的声音录下来了，然后输进计算机里面，由他们自己来做很多音乐。然后他们开始做诗歌、做这个木偶、做音乐、做舞蹈。全部由他们采集的声音来重新还原成音乐来做。哟，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就发现：在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如果你教导他如何去细微地观察他生活的环境，跟他每天都在一起生活的这些东西啊，他会对自己的成长更加主动，他的想象力会更加宽阔。然后我一想到就是说：如果把这些孩子跟湖南我家乡的这种牛背上长大的、专门放羊的孩子对话…

　　杨澜：他们知道的可能只是下雨的声音和小溪的声音。

　　谭盾：对，这边的孩子听到救火车的声音啊、救护车的声音啊；那边的孩子就是小雨滴滴哒哒、风的声音啊、竹子的声音啊，那么他们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限呢？他们又是一个什么的优势呢？所以下个月我们就会全到湖南湘西的苗族的县，在那里我们会让来自于不同世界的两种孩子去谈，去沟通，而作为一个大人来说，会得到很多启发。

　　杨澜：我估计到时候他们已经忘了声音这回事，他们觉得听他们之间的故事就足够听的了……

　　谭盾：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们忘记声音。因为声音是一个引导的媒体，实际上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搞音乐的、都是普通的孩子。但是声音为什么很容易去引导他们？因为声音最容易捕捉。说白了的话，你还是得从你自己非常独到的角度去观察生活的细节。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达到一个很多的境界。我觉得艺术家必须还是要“曲高和寡”，至少有那么一部份。为什么？这个东西常常是互相平衡的。说白了的话，所以老百姓也得体谅。因为如果有一个艺术家一天到晚为了你要听什么就做什么，我想他再也做不了别人想听的东西了。他作为一个为全人类所工作的一个艺术家的话，我就觉得他会有很多局限了。他的想象力就会受到限制。那么我觉得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特别要有这种胸怀，中国的观众也要有这种胸怀。

　　杨澜：在纽约的SOHO区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青年，他们突破了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寻求发展，虽然变化也意味着风险，但是他们当中已经出现也将会出现更多的艺术家，谭盾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故事就是关于不断地突破界限：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流行的，传统的，前卫的，而其实不断地突破界限不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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