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已是不争的事实。爱德华-布拉尼根教授是当今欧美电影理论界的著名人物，作为一个美国学者，他丝毫不为这个现象感到欣喜，相反为此而担忧，担忧其极端的商业化会阻碍电影作为一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担心这样会使世界文化变得单调。在他以及很多西方电影理论家看来，很多亚洲电影是值得称道的，他们认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4位电影导演全在亚洲：中国台湾的侯孝贤、中国香港的王家卫、伊朗的阿巴斯-基亚斯塔米(abbs kiarostami)及日本的北野武(takeshi kitano)都是大师级的人物，著名的电影理论家波德威尔正在写一本有关侯孝贤的书。

　　专家自有专家看问题的立场和眼光，本报记者专程于美国圣芭芭拉市采访了布拉尼根教授，并非想要以学术化的角度来衡定普通观众看电影的标准，但从这位美国学者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看待好莱坞电影和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或许还可以回过头来对我们自己民族电影工业的发展做些许粗浅的思考。

　　■受访者：爱德华-布拉尼根 ■采访者：本报记者刘净植

　　■好莱坞电影直接靠影像来吸引人，不需要人们动很多脑筋去思考内容，这与大多数观众看电影时想要放松、追求直观刺激的心理需求是相符的。

　　记：您认为好莱坞电影拥有如此众多观众的原因何在？

　　布：好莱坞主流电影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是由于其倾向表现简单的喜、怒、哀、乐、爱、恨等情感，以及暴力、性爱等人类的基本行为活动。这些电影在类型上已有定式，技巧上追求圆熟连贯、不露痕迹，观众熟知这类影片的套路，并从预期效果的实现中获得满足感。它直接靠影像来吸引人，不需要人们动很多脑筋去思考内容，这与大多数观众看电影时想要放松、追求直观刺激的心理需求是相符的。这些主流的类型片往往把实际生活中的问题简单地程式化了。要知道，好莱坞电影赚的钱有一半来自美国以外的全球市场，这样当你面向全世界观众拍片的时候，便要注重挖掘人性中普遍的心理和需求，而很容易忽略一个国家独立的历史和文化，这种倾向性实际上损伤了电影的价值。

　　记：您的意思是说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商业价值损伤了其艺术价值，艺术和商业之间真的如此对立吗？

　　布：即使是像《美国丽人》这样在好莱坞影片中显得较有思想性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俗套的地方，过分地戏剧化，又涉及到谋杀……所以它和艺术电影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拿侯孝贤的《海上花》来举例，《海上花》的叙事结构非常复杂，表现也非常含蓄，它要传达的信息不是一目了然的，它的每一场戏不但需要观众重新理解叙事结构，同时还需要观众有历史感。《海上花》表现出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是主流美国影片所缺乏的。美国影片大多不具有历史感，不大擅于表现过去，没有鼓励观众去思考过去如何影响了现在的发展，他们太倾向于表现当前的生活状态，而在这一层面上又过于夸大其辞。

　　■当好莱坞文化占据优势时，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

　　记：多数观众看电影只是希望放松一下，这样的艺术电影是否对普通观众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布：若要真正严肃地探讨生活中紊乱复杂的问题，就需要人们动脑筋加以分析，分析问题的电影向观众提出了超出基本视听的要求，即此种电影需要被艺术地理解，观众必须推断银幕上没有直接表现的东西，于未见与未闻处发掘隐含的深意。同时这样的电影也需要观众有历史和文化的眼光，站得高一点来审视现实，但绝大多数人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这对于观众可能是一种超前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的观众自然会有和当今完全不同的视角，而一些在今天不能被充分理解和欣赏的电影，其艺术价值恐怕到那时才会显露出来，但是我们今天往往难以分辨出究竟哪些电影在将来会被视为艺术，哪些在探讨人们目前普遍思维之外的东西。

　　记：那么艺术电影就是拍给未来的观众看的吗？

　　布：因为人的价值观不断地发展变化，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会改变，一些实验性很强、很超前的电影可能在未来会被更好地理解，比较严肃的艺术家总在探索如何用新的手法表现新的思想，来超越现在的局限，这其中会有失败，但电影和其他艺术甚至科学是相通的，总是在大量失败的基础上有所获，如果不创新，就会倒退。而艺术家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人会创作主流观众喜欢的作品，有人则在不断地探索，努力创新，正是这股力量推动艺术不断向高处发展。

　　记：我还是想问您，您认为既然电影要对观众负责，那么它的娱乐性和思想性哪个更重要？

　　布：不同的导演永远会做不同的选择，即使有人做出硬性规定，也不能限制各种各样电影的出现，永远会有为不同目的而拍出的影片。我在教学生时感到最困难的一点就是让他们理解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内在价值，因为电影在社会生活中普遍被当做娱乐而让大家忽略了这一点。电影的内在价值体现在线条、色彩、剪辑手段、镜头运用等方面，同时也反映制片人和导演所代表和要体现的价值观，更反映他们所处的社会、国家所代表的文化和价值观。这些不同的价值观被错综复杂地融合在影片中，有时候并非能一目了然。好莱坞强大的全球市场对美国观众而言是不利的，当好莱坞文化占据优势时，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因为这减少了美国和其他文化的交流，使自己变得越来越单调。

　　■美国影评人实际上对观众指导性不大，最多影响到第一周票房，在这之后观众更愿意相信亲朋好友的评论

　　记：美国的影评人是否关注这一状况？他们的声音能对好莱坞电影生产产生影响吗？

　　布：美国的影评有两种：一是面对普通观众的，另一种是学者影评，绝大多数影评人为主流报纸、杂志、电视台工作，他们和电影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好莱坞的喉舌。美国也经常传出影评家因受各种好处而违心赞扬电影的消息，这种不是从客观的角度、而是牵涉了个人利益的评论往往价值不大，以至于会误导观众。不过，评论家所表达的观点实际上对观众指导性不大，最多影响到第一周票房，在这之后观众更愿意相信亲朋好友的评论，许多时候很多影评人众口一词评论某部影片差，但观众不予理睬，影片的票房依然很好。

　　而在电视节目上做影评的人还要考虑节目的收视率，在形式上要吸引观众，评论中要不断找出诙谐有趣的话以博取观众的好感，而不是在于观点有多么深刻。这使得他必须对大多数影片采取积极的态度，如果不断否定影片，容易使观众对节目产生反感。为了讨大众的喜欢，在评论电影的过程中，评论家本人也在演戏，同时这些评论家的视野也受到很大限制，他们只能评论大多数主流电影。只要影评牵涉到商业利益，与电影工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不可能作出独立、冷静、客观的评论。学者所写的影评则有很大的不同，但学者影评只能在知识界的小圈子里流行，或者成为教材。不仅电影，其他学科也是如此。

　　记：在您看来，比较有艺术价值的好莱坞电影有哪些呢？

　　布：提起美国电影，中国观众可能容易只想到好莱坞主流影片及其制造的神话，但美国电影中也还是有不少探索性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只是恐怕不易为中国观众所熟知。如斯蒂芬-索德伯格的《贩毒网》、乔尔-舒马赫的《老虎洲》、吉姆-贾木许的《离魂异客》、泰伦斯-马里克的《细细的红线》、托德-海尼斯的《毒药》、葛瑞格-阿拉奇的《玩尽末世纪》等等。其中有些电影反映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阴暗面，比红极一时的《美国丽人》更加深刻透彻。同时，美国还有很多优秀的纪录片、实验片及前卫作品，但这些影片在业外很难看到。

  
《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

　　■我看张艺谋的影片比较多，是因为他的作品在西方发行较广

　　记：除了侯孝贤之外，您对中国电影还了解多少？

　　布：我很欣赏王家卫的影片，他的电影叙事结构非常丰富，表述比较含蓄，表现形式也令人耳目一新，镜头的运用、节奏、通过物象来影射主题等手法都有独到之处。香港电影在西方非常受欢迎，非常具有独创性。我也很欣赏张艺谋，我知道他是学摄影的，所以他的影片画面很美，我几乎看过张艺谋所有的电影，他的影片在用光、构图、色彩上给中国电影开辟了全新的境界。我看张艺谋的影片比较多，是因为他的作品在西方发行较广，其他一些好的导演如果作品不在美国发行，我们也无从了解。这是美国学者和观众的损失。这种情况一直如此，比如在50年代，我们能比较多地看到黑泽明的影片，是由于他采用了西方惯用的技巧和莎士比亚名剧的内容，而其他重要日本导演的作品就根本看不到。我对此表示担忧，别国导演的作品在美国发行是经过严格选择的，这种选择带有严重的偏见和商业上的考虑，比如伊朗、南斯拉夫、法国等国家的优秀电影就这样被挡在了美国的大门之外。(摄影/本报记者萧扬 感谢张飒女士的翻译和资料提供)

　　爱德华-布拉尼根教授

　　(Edward Branigan)

　　1945年生，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西方电影理论界最新流派——“感知理论”派代表人物。此派理论反对后结构主义对观众被动接受与无意识的强调，十分重视叙事接受者在叙事建构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布拉尼根教授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观众对电影的理解和接受，他最主要的代表著作是写于1992年的《叙事理解与电影》，该书在西方电影理论界影响极大，被视作电影专业及相关学科的教科书。中国最早对他的介绍见于1991年，在当年第2期的《世界电影》杂志上，刊登了布拉尼根的文章《视点问题》(叶周翻译)。布氏现为美国加州圣芭芭拉大学电影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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