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精神见长的瑞典电影长期以来不但在北欧电影中独树一帜，在世界影坛上也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其大师级的电影人物英格玛·伯格曼，自50年代登上影坛以来，以简约的影像风格、沉郁的理性精神和对生与死、灵与肉、精神与存在等一系列问题的探索，成为世界影坛上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纳入严肃哲学话题的人物之一。

　　伯格曼所奠定的瑞典电影的理性精神和60年代瑞典新电影的写实风格殊途同归，曾使瑞典电影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在随后的70年代，瑞典电影开始陷入了迷茫之中。这是一个被称为灰暗的电影时期。但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瑞典电影终于重新觉醒。在直到今天约20多年的当代电影历程中，瑞典电影不断为自己赢得新的声誉，并重新唤起人们对这块影坛的关注。

　　“伯格曼们”影响犹在

　　享誉世界的大师级导演伯格曼早已成为瑞典电影界的偶像式人物。尽管他自1983年完成《芬尼和亚历山大》之后宣布不再拍片，但实际上，他通过自己的剧本仍在对瑞典电影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1992年，著名丹麦-瑞典导演比尔·奥古斯特执导了伯格曼编剧的影片《最美好的愿望》。这部描写伯格曼父母感情生活的电影在当年戛纳电影节上荣获了金棕榈奖和最佳女演员奖。同年，伯格曼的儿子丹尼尔·伯格曼也把父亲的小说《星期天的孩子》搬上了银幕。1996年，伯格曼的另一个剧本《私人的谈话》又被与他长期合作的女演员、导演丽芙·乌尔曼拍成了电视剧。

　　伯格曼之外，6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的导演们也在当代瑞典影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最突出的要属简·特罗尔。他在80年代初拍摄的《鹰翔》记述了瑞典历史上一位工程师第一次借助热气球去北极探险的故事悲剧，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992年，他又以探讨暴力本质的《一首瑞典的挽歌》赢得了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特罗尔在1996年拍摄了根据真实人物生活改编的影片《哈姆松》。影片描写的是挪威诺贝尔奖获得者科纳特·哈姆松在二战期间支持纳粹占领他的国家的一段历史生活。2001年，特罗尔又拍摄了描写瑞典历史上第一个女飞行员的影片《洁白如雪》，并再次获得了刚刚公布的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和特罗尔同样活跃在当代瑞典影坛上的还有60年代新电影的开创者玻·维德伯格和维尔格特·斯约曼。前者在80年代从美国归来后接连拍摄了名作《马佑卡来的人》(1984)和《毒如蛇蝎》(1986)，其后一度担任话剧导演，直到1995年重返影坛，拍摄了《一切都是公正的》，同样获得奥斯卡的提名。后者在拍出了名片《缺陷》(1989)之后，1995年又把瑞典最著名的历史人物诺贝尔的故事搬上了银幕。

　　令世界瞩目的女导演群

　　进入当代，瑞典影坛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大批女导演的崛起。她们往往被作为一个群体介绍给世界。这些在80年代登上影坛的女导演们基本上都是以拍摄纪录片开始自己电影生涯的。其中的佼佼者如英吉拉·罗梅尔、梅·维克塞尔曼、冈耐尔·林德布卢姆、玛丽安娜·阿伦等。她们在一向以男性意识为主导的影坛上，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向世人展示出一个为她们所关注的独特的世界，终于冲破了女性在电影中所做的事情只能和“性”有关的传统观念，成功地迈入了故事片导演的行列。作为当代瑞典女导演核心人物的则是自60年代中期就已经登上影坛的梅·柴特灵(1994年去世)。她在国外漂流了十几年、并拍摄了一些电影之后，于80年代回国。接着便拍出了令人震惊的《阿莫罗萨》。影片以富于诗意和充满象征性的画面，描述了瑞典30年代一位著名的女作家阿格尼丝的痛苦经历。另一位著名的瑞典女导演是来自话剧舞台的苏珊娜·奥斯登。她在1982年以故事片《我们的生活现在开始》在影坛上暂露头角。其后，她的《莫扎特兄弟》(1986)成为把通俗喜剧和严肃的艺术主题结合起来的典范。90年代，奥斯登在常规电影的范围内所进行的探索更加引人注目。拍摄于1990年的《守护天使》描写了发生在欧洲某国一个与政治谋杀有关的故事。1993年的《大点声说话，这里太黑了》描写了一个新纳粹分子和一个犹太医生之间的冲突。其后的《只有我和你》(1994)则再次把视角对准了当代瑞典政坛。

　　商业电影在行动

　　今天，世界任何一个大的电影生产国都不可避免地会生产大众文化范畴的商业电影。在当代瑞典影坛上，喜剧和警察题材的惊险片就属于这类电影的两个主要类型。在瑞典艺术家看来，大众的电影并不意味着一定和低质量的影片划等号。例如拉塞·哈尔斯特伦1985年拍摄的喜剧片《我的生活像条狗》不仅获得了奥斯卡外语片的提名，其本人也被邀请到好莱坞拍片。他在1999年拍摄的《苹果酒屋的味道》曾在多个电影节参展，并入选为多个当年10大佳片之列。而以警探故事为题材的惊险片也一直是瑞典电影的一个重要样式。80年代中期，新电影的探索者维德伯格就曾拍摄过轰动一时的惊险片《玛佑卡来的人》。与此同时，同样在80年代由谢尔·森德沃尔拍摄的《以法律的名誉》和90年代初瑞典与德国联合制作的“马丁·贝克”系列惊险片都是根据国际著名的侦探小说改编的。它们也都采取了当年维德伯格的叙事策略：让警探片的传统和叙事结构呈现出一种灵活的弹性，使之能够面对一个变化了的世界并由此成为社会的批评和对时代的隐喻。例如森德沃尔的《以法律的名誉》，不仅反映着警察中存在的危险的暴力倾向，而且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提出了当代社会中男性主人公的“身份”问题。在影片中，由被公认为当代最富于男性魅力的明星沃尔特扮演的主人公再也不像传统电影中那样被女性所追求。相反，他在离异后一直孤身一人。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永远是他那张凌乱和空荡荡的床出现在公寓灰暗、肮脏的角落里。1996年，森德沃尔又拍摄了另一部惊险片《猎人们》。影片通过一场狩猎中的阴谋揭示了瑞典北方地区存在的丑陋力量和极端主义的精神状态。而另一位导演迈克尔·德鲁克1994年拍摄的一部警匪悬疑片《乘客》更是以警匪身份的含混和位置的不断置换使观众从最初对嫌疑犯的分辨转向对“罪与罚”问题的思考。

　　在今天这个电影的多媒体化和频繁的国际交流的时代，瑞典电影离我们更是既不陌生也不遥远。在3月下旬将在北京拉开帷幕的瑞电影周上，我们不但将有机会欣赏到刚刚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洁白如雪》和伯格曼的两部经典之作，还将会看到瑞典电影人与好莱坞大公司合作拍摄的最新影片。它一定会给观众带来关于瑞典电影崭新的感受和认识。李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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