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上海电影节主任莫兰女士认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太少，而中国记者太多，我们还是在众多中国记者已深入挖掘的领地上发现了一些被遗漏或未能深入访问的重要国际人物，比如美国圣丹斯电影节的主席乔佛瑞-吉尔默、俄罗斯导演索洛维约夫、印度导演帕伏南，我们还对本届电影节上最受追捧的日本导演岩井俊二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独家专访。这些人无可避免地要谈到好莱坞，而他们对于好莱坞的一个共同态度又是“抵抗”……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乔佛瑞-吉尔默身材魁梧，目光犀利，以至我的同事固执地觉得他一定在某部电影里演过黑帮。他很爽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约定，似乎惊讶于中国记者对圣丹斯电影节了解不少。其实我们对这个越来越著名的独立电影节知道得远不算多，至少如果没有这样的谈话机会，我不会知道圣丹斯电影节并不轻松的坚持，是为了让好莱坞认错。

　　新电影、新导演的电影节

　　李宏宇(以下简称李)：吉尔默先生，请问您作为圣丹斯电影节主席的具体职责是什么？

　　乔佛瑞·吉尔默(以下简称吉)：虽然我的头衔是“主席”，但主要是负责电影节的选片工作。圣丹斯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个面向新电影、新导演的电影节，我的任务是每年关注、发现在之前完全不为人知的作品和导演。在每年圣丹斯放映的110部故事长片中，大概有75%以上的作品出自第一次或第二次做导演的人。这个工作几乎在前一年的电影节结束的时候就开始了，我满世界跑———柏林、戛纳，还有像我现在来到的这个电影节。我满怀渴望地来这儿，希望找到新的中国导演，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第一次做导演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

　　李：您认为对圣丹斯来说，什么是“才华”的标准？

　　吉：我不认为这有一个说得出来的标准，用中国的话来说，萝卜青菜，我想我也可以说，西瓜香蕉。我寻找各种“不一样”的电影作品，就像我去外国旅行，不会去寻找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东西。影片质量和原创性是我们最注重的两个要素，质量好而且非常新颖的作品，是我在中国希望找到的。我对新作开放，我们选过许多的类型电影，选过许多非常具有实验性的艺术电影，都没问题。在圣丹斯的国际电影单元，我既放过张艺谋的电影，也放过那时还没人知道的中国导演张杨的《洗澡》。

　　圣丹斯视野中的中国电影

　　李：您看过很多中国电影？

　　吉：是的，我看中国电影的时间很长，大概有20年了。最早看的也许是《黄土地》吧，当然更可能是比它还早的宣传电影，讲红军、长征什么的。洛杉矶加州大学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著名英国教授，叫克里斯·贝里的，他介绍我看了很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解放前的上海电影，像蔡楚生导演的作品，还有谢晋、汪洋的，第五代的何平、陈凯歌的，以及第六代的……总之看过很多不同的电影。

　　对中国电影，曾经是存在争议的，比如有人说中国有两种电影，一种是拍给西方人看的，一种是拍给中国人看的。我觉得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的导演们有了更自由的创作环境，也产生了题材广泛的新作品，比如这次的参赛影片《生活秀》，以及这个导演的前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近10年我看到了风格多样的电影，这很让人高兴。另外我也很喜欢台湾和香港的电影。总的来说中国电影经常是以情节见长，非常感性，此外就很难分门别类，说是“某一种”电影。

　　但对大多数西方观众来说中国电影也许还只是吴宇森、徐克或者李安，他们没看过别的东西。我很喜欢王家卫，可以说是香港电影新生代中脱颖而出的导演，我对他很感兴趣。现在我们说到中国电影的时候，有很多人值得一谈，不像以前只有那么一两个，这使它有意思多了。

　　李：圣丹斯电影节也放映很多台湾和香港电影吗？

　　吉：哦不，每年我们大概只放两三部吧，圣丹斯不像上海这样的国际电影节，我们主要还是关注美国的电影作品。在每年的110部电影中大约有70部是美国片，40部国际电影。

　　媒体与电影

　　李：我看到在今年的圣丹斯的故事片竞赛单元中，《首映》杂志编辑、专栏作家安妮·汤普森(AnneThompson)担任了评委。在美国，媒体与电影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吉：我觉得在美国，大多数的媒体评论都是以商业标准衡量一部电影，对电影的评价是大众化的“好”或“糟”，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帮你决定在这个周末去看《蜘蛛侠》还是《星战前传2》。只有少数影评人能够给你更多东西，他们更有知识，眼界很宽。比如简·霍夫曼、吉姆·摩根斯坦，《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的影评家，他们真的看过很多东西，非常成熟。他们考虑更多的问题，寻找不同的电影，观察世界电影的动态。

　　对独立制片业，媒体的措辞变化无常，两年前他们说很糟糕，今年他们说很好，明年，谁知道又会说什么。

　　李：媒体对电影业起什么样的影响呢？

　　吉：我看影响非常小。因为那多数是娱乐电影的消费报道，很少人写严肃的、完全理解导演意图的影评。也许有一些有价值的影评，比如对艺术电影来说，像《纽约时报》那样的评价还是很重要的。但对商业电影，那不过是它需要通过那些所谓的影评让大众知道它并且被这些评论驱动罢了。你知道，一部商业电影会在市场推广上扔5000万美元，显然这些电影不会真把这些评论当作意见来听的。

　　独立电影在美国

　　李：安妮·汤普森在《洛杉矶时报》的影评专栏叫“危险行业”，对独立制片来说，风险是否比电影公司的大制作来得小些？

　　吉：正相反。大制作的目标就是盈利，他们会把片子的播映权、发行权预卖给世界各国的电视台、录像带和电影发行商，一部成本1亿美元的电影常常在开拍之前就保本甚至已经赚钱了。而一部500万甚至200万成本的独立制片电影就是纯粹的冒险，他们对利润没什么想法，通常是拿片子巡回于电影节。只有1／8的独立制作能够回本，不管以什么方式。而在这1／8里，又只有1／10能够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在每年900余部独立制片的产量中，只有3%左右的电影能够赚钱。

　　李：那么为什么独立制作在美国还那样繁荣呢？

　　吉：产量上，也许算得上繁荣吧，就商业而言不行。比如今年的圣丹斯，整个电影节只卖出了26部电影，但制作出来的电影有1000多部，大量作品从来不曾见人。这里面有很多人是从亲戚那里要钱，或用自己的积蓄，或透支信用卡来拍自己的电影，但完全打了水漂。

　　创作踊跃的主要原因，是有不少卖得好的作品成为他们的榜样。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成本更低的数字电影。今年我们收到了26部DV电影，以后也许会更多。几年前人们还对DV很不安，因为那意味着糟糕的影像质量，现在大不一样，可以做高解析度的录像作品。我们也越来越多地在电影节用数码投影设备放映电影。最成功的例子是，今年一部成本15万美元的DV电影，在圣丹斯卖了500万美元。他们会想：“他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是我们要追随的榜样。”但这种情况真的很少，太少了，而且是很难追随的榜样。

　　李：如果一个独立电影制片人获得了这样的商业成功，一般来说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吉：他们改变很大，大多数人会去大公司拍下一部电影，高成本大制作。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不然，也许三七开吧，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在我的印象里不少人更情愿拍自己写的剧本，他们想要完全自我的创意，在自己完全控制下的作品。我们把这叫做商业驱动和创作驱动，这两种人都有。

　　当然，现在的独立电影也不是一种电影，它的世界也非常广阔，既有大制片厂子公司诸如MIRAMAX在公司内完成的，所谓“独立片厂制作”，通常是千万成本；也有“车库电影”，也就是用DV拍摄，在自己的车库里用FINALCUTPRO、COOLSHOOT或者AVID在苹果电脑上完成电影后期。基本完全靠自己投入，有时只有5万的成本甚至更少，无名演员、自己的朋友组成剧组，尽可能将花费减到最小程度。他们中多数人的策略就是希望参加圣丹斯并在那里卖个好价钱。这当然意味着你必须足够好，只有很有限的一些电影能够具备这样的素质。

　　李：今年的圣丹斯有一位评委叫约翰·沃特斯(JOHNWATERS)，是很有争议的导演，他有一部《粉红火烈鸟》被称为“终极垃圾代表作”。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导演做评委？

　　吉：噢，那个片子是25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导演拍过很多风格迥异的作品，《粉红火烈鸟》的确是他最离谱的作品，演员、台词……整部电影都挺疯狂的。他现在的电影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边缘、荒谬了，但仍然具有那种精神，有超凡脱俗的精彩故事。选他做评委，我觉得是因为他有很强的敏感性。如果导演只对自己做的那类电影有感觉，就不是一个好的评委；如果他对自己作品以外更广泛的题材都敏感，那他是一个好的评判者，我认为约翰是这样的一个人。

　　让好莱坞认错

　　李：在您12年的电影节主席工作中，有没有过挫败感？

　　吉：挫败感……一直都有，因为媒体用你觉得不公平的方式看待你。媒体会采访电影节上买家的意见，而买家关注的只是他在电影节上看到了多少有商业价值的东西———这不是电影节的全部，还有很多关于电影本身的东西。这里的许多电影是探索性的，可能会让人们发现电影工业从未意识到的新趋势，电影节是发现新的制片方式和新电影的地方。固然好莱坞在商业上很成熟，但它很少做出有意思的电影，而独立制片中这样的作品就很多。但媒体从不谈这个。

　　李：那到底是什么在驱使您不断地做下去？

　　吉：在过去的12年里，每年对圣丹斯都有争论。好莱坞的人来了走了，他们会对媒体说：“今年没什么可指望的，什么好东西也没有。”但过上一段时间他们又会大叫：“我们错啦！我们发现了这个！还有这个！”———这很让人兴奋，所以每一年，我们都想要这个效果。本报记者　李宏宇 摄影本报记者　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