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莫里茨-德-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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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威尼斯的第二天，我们就与电影节秘书处预约了对电影节主席莫里茨-德-哈登的专访。电影节行进到倒数第二天，当我们对如此重要的一次采访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德-哈登主席意外地给了中国媒体一次机会。就像十几年前的柏林，德-哈登给了中国内地电影第一座金熊奖杯一样，他对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关注让我们倍感亲切。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还是一种工业

　　东方早报：您认为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和以往历届相比较，在参赛片的选择上或整个电影节的流程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德-哈登：每年的电影节只是一面反映这一年电影成果的镜子，代表的是一段时期的电影业发展。像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参赛片是在7月底截止报名的，所以大家现在在这里看到的都是7月底之前完成的电影，反映的是那一时段的世界电影业发展状况。可我们知道，每年各个时期都有新的电影作品出现，于是因为时间限制，很多优秀的影片有没能赶上今年的电影节。由于非典的缘故，有一些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影片制作被延误。比如王家卫的《2046》和彭小莲的《美丽上海》都因此没能赶上电影节。今年参赛影片整体质量不错，是成功的一年，但这并不表示，明年的电影节会一样成功，这谁都说不准。我一直认为，每年出品的电影的质量有点像酿酒，有出酒的好年份，也有不幸运的年份。

　　东方早报：为了打开市场，今年威尼斯电影节首次设立了电影发行公司交易展台，这会不会使参加威尼斯电影节的影片越来越商业化？

　　德-哈登：让我们这样来说，你喜欢好的电影，我也喜欢好的电影，但是我们都知道制作一部电影的成本极高，在一部好的电影背后，制作人、发行商要付出很多财力。电影节是需要一些商业化活动的，使好的电影有人买，有人卖。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电影不仅仅只是一种艺术，它还是一种工业。但这并不会影响到电影节坚持艺术的路线，不会影响到我们选择影片的标准，也不会因此而有更多的商业片入选电影节。如果说这种做法会影响到威尼斯电影节今后的发展路线的话，我认为电影节本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对电影一种不断探索、发现、发展的过程。

　　东方早报：我们想知道一些本届威尼斯电影节的官方统计数据。

　　德-哈登：现在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不过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今年威尼斯电影节总的预算是600万欧元，对于电影节来说，这是很低的；从1590部剧情片以及短片中，我们选出了150部左右的影片参赛、参展；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至少有2500人；与预算相比，门票收入并不是很多，因为举办电影节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绝大部分的资金投入都是来自政府。政治题材在电影中很重要

　　东方早报：在近日威尼斯电影节的几项评选中，公众认为北野武的《座头市》是最好的一部影片，而专业影评人士认为蔡明亮的《不散》比较好。那您是如何看待公众和专业人士对影片有不同的反应或评价的？

　　德-哈登：目前就欧洲而言，影评家的影响越来越小，因为现在的观众越来越多地受到电视剧、MTV等艺术形式所影响，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需要影评人，就像并不是所有我们选择的电影都会有市场一样，但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看这些电影。

　　东方早报：您觉得现在电影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或者说电影的主要潮流是什么？

　　德-哈登：我觉得世界电影有两个功能，一种是娱乐功能，让人们可以发笑，可以放松。另一种是社会功能，让我们可以探讨我们社会存在的问题。我发觉，自从“9·11”之后，美国电影人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他们显得很犹豫，从来没有在自己国土上经历过战争的美国人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9·11”之后，美国电影发生了一些变化，暴力电影少了很多。

　　东方早报：您怎么看待今年提名金狮奖的影片有不少是政治题材这一现象？

　　德-哈登：我认为政治题材在电影中是很重要的，因为电影不光光是提供娱乐或讲述爱情的。本届参展的政治题材影片都很优秀，应该被放映出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艰难的世界中，我们不知道社会将会如何发展，电影工作者回顾过去的政治历史，为的是更多地了解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

　　东方早报：一些未能通过国内审查的电影都是以“地下”的方式参加包括威尼斯、柏林、戛纳在内的各大电影节，对于这样的做法您是否赞同？

　　德-哈登：我不鼓励他们这么做，但是老实说，这不是我的问题，这应该由电影人自己决定，我认为什么电影参加电影节并不是由政府决定的，在意大利，政府并没有告诉我什么影片该放，什么影片不该放，而其他国家选送的影片也很少受到政府的质疑。

　　东方早报：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得到您的协助，张艺谋的《红高粱》不可能参加柏林电影节，中国电影也不可能第一次获得金熊奖。

　　德-哈登：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并不是我要求得到某国政府的同意，让影片参加电影节。政府应该让电影人来参加电影节，而不是禁止他们，不过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中国电影首先是要在中国取得成功

　　东方早报：您为什么会选许鞍华导演和刘若英小姐担任本届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审？尤其是刘若英，我们知道，在中国，她在电影方面的名气可能还不如她作为一个歌手或电视演员的名气。

　　德-哈登：的确，刘若英作为歌手要比作为演员出名得多，但别忘了她是张艾嘉的学生，张艾嘉对电影有很深入的研究。可能你们认为刘若英首先是一个歌手。但是在这里人们不知道她是个歌手，人们知道她是个演员。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评审团中，需要有名望的老一辈电影人，也要有年轻的力量。年轻人有独特的感知力，如果说评审团中有代沟的冲突，那是一件好事，有积极的意义。

　　东方早报：能谈谈您对许鞍华导演的印象吗？

　　德-哈登：许鞍华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导演，相对于刘若英来讲她属于“老”的一代，她的作品曾参加过柏林、戛纳电影节。我认识她已经好多年了，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很专业的导演、是香港最好的导演之一。这次很幸运，她刚刚完成了一部作品，因此才有时间来威尼斯担任评委。

　　东方早报：我们想知道您对中国电影的一些看法。

　　德-哈登：我为中国电影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你来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电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说的是整个华语电影界，包括内地、香港、台湾在内。中国正在涌现出一大批新生的电影力量，也许我要再重复一遍我在香港曾经说过的———北京政府也许太相信列宁曾经讲过的一句话：“电影是最重要的。”但那句话是对20世纪前期说的，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别的什么形式的娱乐，所以拍什么影片要非常小心，但是今天的电影环境应该要比那时宽松。

　　中国电影存在的隐患是，为了征服西方电影市场，一些导演会试图拍一些他们认为西方观众喜欢的东西。我不是说我反对中国的功夫片，但是功夫片只是中国文化的一小部分。中国功夫片有好多都享誉国际影坛，这样是很危险的，这会给外国观众一个片面的印象———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不仅仅是武功招式或者刀光剑影。

　　我不是反对功夫片，我看功夫片也觉得很带劲，但是中国的电影导演们要取得一个平衡，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电影首先是要在中国取得成功，然后才能在国际上成功。

　　东方早报：您怎样看待当代中国电影的大环境，因为有许多中国电影人抱怨得不到政府和观众的支持。

　　德-哈登：中国电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应该得到政府的充分理解。中国电影工业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的一些电影院太陈旧，在现代社会，看电影的方式应该是全新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大量的DVD影碟让人们想看什么电影就能看到什么电影，这对于新的电影作品的宣传极端不利，因为即使再怎样防范，无孔不入的盗版影碟还是能在第一时间充斥市场，看影碟比去电影院看电影便宜多了，这就是很主要的一个问题。

　　东方早报：但是如果不通过影碟，有很多电影中国观众是看不到的。

　　德-哈登：没错，这也就是我所说的电影工业的重大错误。我记得我曾经到莫斯科去，发现在那里很多电影都被禁，但是在专业电影人联合会里，专业电影人还是可以看到那些被禁的影片，在中国，情况也是相似的。因此，对于许多电影人来说，学习电影的惟一途径就是看DVD，我自己在中国也买过DVD带回来。今年对于我是正常的一年

　　东方早报：今年是您担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的第二年，对此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德-哈登：我当了22年柏林电影节的主席，相比较而言，我认为威尼斯电影节存在的问题要多得多。去年三月底左右我是在最后关头才被拉来当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的，好在有世界各地朋友的帮助，我才能够做一些事情。去年太紧张了，而今年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正常的一年。

　　东方早报：今年电影节开幕之前，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

　　德-哈登：我预计到今年会很困难，因为五月份举行的戛纳电影节就很不幸地遇到了许多原本打算参赛的影片都没有完成制作的尴尬事，我担心今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也会出现类似情况。

　　电影节是一个让各种风格、题材的影片汇聚一堂的机会，我们看到的有商业片和非商业片，有年轻导演的作品，也有著名导演的作品。我认为电影节除了为影片做宣传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发现”好影片。特派记者 史薇佳 马菲菲 发自威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