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多瓦的《恶性教育》获选为今年的戛纳开幕片，至今为止，这是西班牙电影首次获此殊荣。西班牙人的欣喜之情是显而易见的，阿莫多瓦本人称之为“我与法国公众的蜜月之巅峰”。而戛纳方面的选片人也称这是今年电影节的一个“吉利的开篇”。
这部电影要到五月十二日——戛纳开幕的那天——才在法国公映，但其宗教相关题材目前已经引起了一些麻烦，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的一家影院就经不住一个天主教兄弟会的
压力，撤掉了此片的预告片。影片中涉及了神职人员的性爱场面，引起了部分宗教界人士的不快。在这样的背景下，阿莫多瓦本人写的这份“自我访谈”，就显得十分及时，文中他不可避免地触及了引起争议的内容，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以下是导演阿莫多瓦自述：
“对于《恶性教育》，我别无选择，非拍不可。在它变成我的心病之前，我必须解决它。这故事在我手中已经有十年了，我知道自己就是再等十年也愿意。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发现，这个剧本，是随着整部影片的拍摄／剪辑／混音的完成而完成，而非提前。
《恶性教育》是一部很私人的电影。说它有自传性质是不够准确的，这么说吧，它讲述的并非我早年在学校的生活、并非我早期受教育的经历，尽管我的论点是建立在这些经历之上。毫无疑问，我的回忆对剧本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毕竟，那是我曾经历过的生活。
《恶性教育》并非与那些“误导”了我的牧师或神职人员们的一次“清算”。如果我要报复他们，我不会等到四十年后才这么做。我对教会没有兴趣，就算是要我站在教会的反对者的立场上也一样。
这部电影也不是对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La Movida”的追忆，虽然影片的主要部分都是在那里拍摄。我认为那段时期的西班牙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那种无尽的自由氛围，这种自由恰好与20世纪60年代的黑暗与压抑形成对照。因此，20世纪80年代早期是展示成年人与命运、身体与欲望之关系的一个上好舞台。
这部电影不是喜剧，尽管有些段落很幽默(尤其是Javier Camara的角色)；它也不是音乐剧，尽管里面有童声演唱。
这是一部黑色电影(Noir)，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剧情
20世纪60年代早期，Ignacio与Enrique两个少年在一所基督教学校里就读，校长曼诺罗神父同时也是他们的文学老师，在他的见证与参与下，两位少年初次尝到了爱与恐惧的滋味。
时光飞逝，镜头推到20世纪70年代末与20世纪80年代初，三个人物再次穿梭相遇，这些邂逅，将永远地改变他们的命运。
阿莫多瓦自问自答“影片是自传性的，但不是我的生活”
问：在《欲望法则》里，异装癖者卡门.毛拉走进小时候就读的学校的教堂，他遇到一个演奏管风琴的牧师。牧师问她是谁，卡门供认说，他小时候在这里读书，并且爱过他。这段情节是不是《恶性教育》的起源？
答：多少有点。很久以前我写过一个故事，讲这个异装癖者回到学校，试图勒索小时候骚扰他的牧师。拍《欲望法则》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写的这个故事，并把它纳入了影片中。那时我已经有打算把这一段发展一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卡门就是查哈拉的前身。
问：你之前否认过这是一部自传式的电影。
答：正如帕科.安布罗尔(Paco Umbral)所说，所有非自传性的东西都是仿制品。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影片是自传性的，我是在演绎角色的故事，不是我的生活。
问：但是，你也在剧中人物那个年代、那样的背景下生活过，那些经历肯定也带来了一些灵感。
答：当然。这部电影中有很多现实的东西，但也有很多是造出来的。电影就是人造的——哪怕纪录片也是如此。《恶性教育》是剧情片，至今为止我做过的次数不多的访问使我明白到，人们还是比较期待它的自传性的。
问：这令你感到困扰吗？
答：一点也不会。目前为止，我只希望看到人们走进电影院看我的电影，并在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问：曼诺罗神父这个人存在吗？
答：不，他是虚构的。虽然部分段落的灵感的确来自我小时候学校里的一些牧师。
问：具体是哪些段落？
答：在河边与在圣器安置所里的那些。
问：那些是你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吗？
答：是两个朋友告诉我的。上寄宿学校可以令你学到一切。
问：假设曼诺罗神父的原型今天还在世，你怕不怕会触犯到他们，引起他们对你的指责？
答：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其实就是在指责自己了……我并不想侵犯他们。他们现在肯定很老了，我宁愿他们不看这部电影。
问：听起来有点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答：不，这说明我现在不再花心思在如何与人打交道上了。我是编剧和导演，对我来说，曼诺罗神父只是个角色，并不是一件我可以用来投向教会的武器。
问：菲勒(Fele Martinez)在片中的样子和他以前不太一样了。
答：我叫他减肥，他花了五个月时间健身，直到他的身体焕然一新为止。而他也很高兴，因为人人都说他更加性感了。除此之外，在声音方面他也花了一番功夫，令它变得更加低沉。我觉得他必须开始演一些不一样的角色，不那么年轻的。他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演员。他可以演两极化的角色，这一点和贾维尔-卡马拉(Javier Camara)一样。
问：戈尔(Gael Garcia Bernal)的角色是邪恶的吗？
答：《恶性教育》并非那种“正义VS邪恶”的电影。但我从来不会去评判角色，我的任务是“重新呈现”他们，“阐释他们复杂的性格”，最终生成一个娱乐产品。即便是政治或意识形态主导的电影，导演去评判角色都是不好的。
问：《恶性教育》的结构和《对她说》一样复杂吗？
答：应该说是更加复杂。和《对她说》一样，《恶性教育》也是戏中戏的结构，但这个戏中的戏持续了一个小时(这就增加了难度)。事实上，《恶》片讲了三个故事，它是由三个同心三角形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情节。(本报记者李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