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自我回顾：电影和戏剧为伴的一生

英格玛·伯格曼

　　编者按：1982年，英格玛-伯格曼告别了影坛，虽然不时有这位影坛巨掣复出的消息，但被事实一再证明：小道小道，并不可靠。在这之后的22年生涯中，伯格曼曾声言，他不再怀念他的电影生涯。从某种意义上说，伯格曼可以离开电影，可电影并不能离开伯格曼，至少是他个人的电影史。

　　是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位巨人，而作为影迷，敬而远之者占大多数。伯格曼破坏了电影最原初的涵义，他放弃了电影与大众共谋欢乐的职能，而使电影进入一个枯涩而玄奥的世界。伯格曼以牢不可破的孤独经营着他作为一个电影思想者的哀与怒，当他如日中天于世界电影之林之时，在他的祖国瑞典，已有人表示出对他的厌倦。即使有人愿作伯格曼的跟随者，这些人在行动之前，都是慎之又慎的。

　　现在乃至将来，伯格曼都是电影圣殿中的一根神柱，但这根神柱，有多少人会投以眼色，真是难以估量。他现在要离开与表演相关的所有屏障，他要安度他的晚年，靠他足够丰厚的记忆回溯他不得不永远的一生。

　　不久前，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度过了86岁生日。现在，他一个人住在瑞典东南部的一个小岛上，小岛名作“费罗”，他也笑称自己为“费罗老头儿”。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写作，最近在为一个新的剧本搜集材料。

　　最近，瑞典著名专栏记者贝蒂采访了伯格曼。采访中，伯格曼谈论了自己与电影和戏剧为伴的一生。

　　最好是和“群魔”在一起

　　—、我在小岛上走来走去，一整天不跟任何人讲话，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我非常迷恋这里，因为我可以享受安静。

　　伯格曼比其他任何人，更能影响全世界对于瑞典人内心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在各大电影节上，每一部新的瑞典影片都要经过伯格曼的筛选。通过这些影片，一代又一代的外国电影制作者和爱好者都准确地知道瑞典人是什么样子。而瑞典人却认为自己不应该被禁锢于那些忧郁和沉闷的影像之中。尽管如此，他们仍毫无保留地深爱着《芬妮与亚历山大》。对于伯格曼，瑞典人的情感是颇为复杂的。

　　电影带给了伯格曼享誉世界的声望，但惟有戏剧，才是他的钟爱。对于伯格曼来说，电影是“屠宰和加工部门”，而戏剧，“是开始，是结束，是一切的一切”。

　　2002年，在斯德哥尔摩著名剧院Dramaten，易卜生的名剧《群鬼》(Ghosts)变成了伯格曼作为导演的最后一部作品。去年秋天，他打电话给斯塔方(Staffan Valdemar Holm,瑞典著名戏剧导演,2002年七月成为Dramaten院长。——译者注)说：“对于一个听觉过于敏感的人来说，斯德哥尔摩已经变得越来越可怕了，因为这儿整夜都是不间断的噪音。” 也就是说，伯格曼在告别光影之后，又要对他的舞台说再见了。他以前说过多次，但这次他是认真的。

　　—　在《群鬼》演出后，我决定一切都应该结束了，现在是时候了。他们并不需要把我背出剧院，我可以自己走，而且没有人会说：这个老头现在一定是疯了。

　　—　对我来说，戏剧永远都是我的脊背，我的支柱。研究现代戏剧和那些大师的经典总是那么地令人兴奋，也让我受益匪浅。与那些演员们的共同生活也是我事业的中心部分。

　　—　当我独自坐在费罗岛上的时候，戏剧和那些优秀的演员们是我最大的怀念。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对那些演员们的想念会是如此强烈。

　　余音仍在

　　如果让伯格曼挑选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便是莎士比亚一出不太有名的戏剧《冬天的故事》。

　　通过一个充满乐趣的圣诞节游戏，伯格曼毫不费力地将莎士比亚和阿尔姆奎斯特(Carl Jonas Love Almqvist,瑞典著名作家。——译者注)联系在一起。

　　这部戏剧讲述了嫉妒的致命力量和爱情的奇迹。在缜密的剧情和叙事结构中，伯格曼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和一些闹剧的元素：皮尔-马特森(Per Mattson)穿着北极熊戏服跑过舞台，那是一种很少能在伯格曼的作品中见到的真正的幽默。

　　—　这是一个悲剧，很感人。这部戏里包含了一切，属于莎士比亚的晚期作品。

　　—　为《冬天的故事》而工作的那段日子非常幸福。能够在悲剧和喜剧之间完全没有限制的来往穿行，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戏剧本身就是为了圣诞节庆典而写的，所以那时就很自然的把这部戏与阿尔姆奎斯特以及他的打猎游戏联系在了一起。一个如此盛大的圣诞聚会…

　　(注：《冬天的故事》变成了剧院版的《芬尼与亚历山大》，《芬妮与亚历山大》也成了伯格曼的绝笔，那是在1982年。)

　　—　拍摄《芬尼与亚历山大》，我们用了七个月的时间。那是一次非常难忘的导演经历。我身边有一帮优秀的演员和出色的合作人员。但那确实是一段很长很累的过程。当影片获得首映，并获得成功后，我想，现在是时候结束了，不管电影工作是多么地有趣。

　　—　而且，你知道，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这个决定。我没有一天怀念过电影工作，从来没有。

　　但是，英格玛-伯格曼并没有离开影像媒体。在退出影坛后，他先后制作了八部电视片。三岛由纪夫的《萨德侯爵夫人》便是其中一部。该剧先是被搬上了戏剧舞台，随后被制作成了一部情节更为紧密的电视片。

　　记者：三岛的《萨德侯爵夫人》讲述了爱情中的歧路和误解，也是你最有分量的作品之一。

　　—　是的，但它却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它完全取决于演员的表演。我被这部戏剧所深深吸引，但同时我认为，如果没有合适的演员，导演这部戏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

　　—  电影中最常见的就是，场景越紧张激烈，摄影机就应当有越多的移动。但我却有完全相反的认识：场景越是激烈，摄影机就应当越少地移动，尽可能少的参与到情节的发展中去。三岛的这部戏充满了永远得不到发泄的激烈的感情，那么演员的表演和舞台的背景必须保持在一个严格的框架内。因此，需要演员有很强的能力来控制局面，控制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且同时，又要能够完全不受抑制的跨越自己的这些界限和要求。

　　想念黑泽明

　　雷夫-瑟恩在他的《看见伯格曼》(1993)一书中指出了这样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研究戏剧的人很少对伯格曼的电影感兴趣，而那些影评人也不会去关心他的戏剧作品。

　　伯格曼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在四十多年中，他频繁地变换着自己的工作领域。戏剧，电影，当然还包括电视。尽管世界上还有其他导演既拍摄电影也指导戏剧，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伯格曼那样将两者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戏剧舞台上充满电影的创意和灵感，电影中有戏剧式的表达和对白。

　　近五十年前，伯格曼为马尔默的一所学校写了一部名为《木头画》的还是独幕剧。后来，这部戏剧成为拍摄电影[第七封印](1956-57)时的重要资料。在1952年到1958年间，也就是伯格曼在马尔默剧院工作的那段日子，他一共拍摄了十部电影，排演了二十二部剧院戏剧，并指导了二十四部电台戏剧。马尔默，这个瑞典第三大城市，也因此成为伯格曼在戏剧和电影间不断变换的明证。

　　记者：在马尔默，你选用了很多年轻的演员，他们中有很多日后都成为了国际上著名的演员。他们也因此被称作“伯格曼的演员”：碧比-安德森，古妮尔-林德布鲁姆、哈里特-安德森、格尔鲁德-弗里德、英格丽-杜林、阿兰-埃德瓦尔、古纳-布约斯特兰德、特伊维-帕罗、还有马克斯-冯-西多夫。

　　— 1955年，我完成了《夏夜的微笑》，并且获得了自己在国际上的突破。从那以后，我就可以拍摄任何我想拍的影片。但是唯一的条件就是，每年我至少得拍一部电影。我认为这挺有意思的，但我不得不做出一个两全的选择：在马尔默剧院，我选出一个高水平的演出团体。夏天我们拍电影，冬天我就坐下来写电影剧本，考虑如何使用我选择的演员。影片的后期制作，我都是在后半年的戏剧演出间隙完成的。除了58年，每年我总是有三场剧院演出。

　　随后，在六十年代初，伯格曼被选为Dramaten剧院的院长。他立刻成为了一名最具有现代观念的院长。剧院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进行公开的排练，成立有组织的演出委员会来负责挑选戏目和确定角色。伯格曼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

　　—　那时，剧院没有演出计划，没有书面的合同，也不存在任何组织。它就是一个需要修整的杂货屋，尽管它所拥有的那些时尚的艺术家，优秀的演员和有成就的导演，得以让它从表面上看很时髦。

　　即使是后来结束了自己的院长工作，伯格曼在Dramaten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每一次新院长的就任仪式他总会参加。无论是在戏剧、电影，还是在电视领域，伯格曼都有着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现在没有人会对伯格曼说不。

　　记者：有人反对你吗？

　　— 我不知道，我也从来不想去知道。　

　　—　我不会“即席而吟”。在去工作之前，我必须准备好自己的假牙。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人也必须准备好一切，因为我们已经讨论过所有任务的每一个细节。

　　—　我是一个对灾难有着高度准备的人。对于一切都将下地狱的说法，我有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所以，我试着去准备一切并预见一切能想到的灾祸。我是绝对墨守陈规的。

　　记者：许多艺术家都生活在混乱之中，但是没有一位像你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你的混乱要麻烦的多？

　　—　不是。很多艺术家都对混乱有特殊的需求。例如，费里尼，他经常使自己处于混乱的状态来刺激自己。如果他为一部电影安排了一定数目的预算，那么他的制片人就知道影片可能会花费两倍甚至更多的开销。

　　记者：你们曾经不是要有一次合作吗？

　　—　没错。他，我，还有黑泽明，原来是要一起制作一部影片的。

　　—　我为此去了

　　—　我喜欢费里尼，因为他的工作方式与我的完全不同。当时他正在拍片，我被允许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观看他的拍片过程。然后，我被邀请到费里尼的家中吃复活节羊肉。那是一座海边的非常漂亮的房子。那是一段很美妙的日子，但同时也很苦闷，因为我确实很想见到黑泽明。(翻译/Apa 编辑/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