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对我来说就是生意，我跟他们不合群———丹尼·鲍尔

丹尼·鲍尔

　　当发行方说丹尼·鲍尔有望来京宣传《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时，我以为这又是一次为了宣传而抛出的“烟幕弹”。没想到他真的出现了，而且一下飞机就提出要去天安门———他说要把对北京的第一印象留在那里。之后他又投入连续的采访安排捎带出席当晚的酒会，却未流露出半点疲态，让我不得不用“亢奋”来赞美这个下巴尖尖的、眼镜也无法遮挡他眼中锐利光芒的丹尼。

　　因为4家媒体的小范围采访时间只有20分钟，我便和同事约好两人一起去，以便争取更多发问的机会。不过也因此闹了一点小尴尬，因为媒体名单都是经过丹尼确认的，所以在采访之前的自我介绍环节，当同事说完“The Beijing news”之后，我只好假装在一旁找座位搬椅子避开回答，然后与同事相视坏笑。最后我必须说一下丹尼·鲍尔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笑声，诡异，相当的。

　　得奖之后 那个小金人有点碰坏了

　　记者：现在回看《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获得的8项奥斯卡金像奖，你有什么感受？为何奥斯卡最后给了你？

　　丹尼·鲍尔：还是挺高兴的。给我家送信的邮递员，每次敲门时都想看看我的那座小金人，但我舍不得拿出来，况且也有点碰坏了。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来自宝莱坞(位于印度孟买的电影工业基地)，但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你看美国人都选了个黑人总统，说明他们的态度也在变化。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贫民追求梦想和爱情，这样的故事全世界都能认同。为何最后我能拿奥斯卡，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谜，印度人说这是命运，拍完这部电影后我也越来越相信命运，或许我拿到奥斯卡就是命中注定吧。

　　记者：片中主人公都是些底层的边缘人，但是他们的命运却不会让人感觉忧伤，反而有极强的生命力，充满了希望和乐观。

　　丹尼·鲍尔：命运这个东西很诡异，我其实并不相信它，我认为它是把人困在原地的借口。比如印度就经常有人说，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这是你的命运……命运复杂的地方就在于你无法完全理解它，但能感受到它，仿佛命运看到了你。有时候你要接受它，吸收它，有时候你被它激怒。它像人一样能够成长，命运的不可测会让你敬畏。

　　有趣的是，颁奖季的时候好多媒体都说“百万富翁”命中注定要拿奥斯卡。哈哈！

　　记者：你是高举独立电影大旗的导演，怎么看待与好莱坞的合作？尤其是在你得了奥斯卡奖之后，越来越多拍摄商业大片的机会会不会诱惑到你？

　　丹尼·鲍尔：好莱坞对我来说就是生意，我跟他们不合群。我擅长的是花最少的钱，在大银幕上呈现最大片的感觉。每次都是这样，不管故事是什么，我要让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几千万美元的东西，尽管实际上只花了几分钱。

　　要做到这点就不能进入好莱坞的体系，只能在我自己的体系里实现。我管这种方法叫“雷达以下拍片”，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我在干吗。“百万富翁”这种片子在好莱坞是绝不可能投拍的，现在片子里的那种不可思议感也会消失，比如小孩爬粪坑、上了火车就变14岁等等。好莱坞会说，这样不行吧？那样不行吧？

　　孟买之爱 那里永远不会让我无聊

　　记者：这部电影在印度引起了很多争议，你怎么看待这种争议？

　　丹尼·鲍尔：印度是个民主社会，所以所有人都有不同看法(大笑)。有人说你太过分了！怎么能这么拍贫民窟呢？有人说你拍贫民窟就对了，因为印度到处都是贫民窟！

　　贫困现象全世界都有，一拍成电影，宝莱坞就倾向于用近乎孩子气的、幻想性的中产阶级做代表，都快成瘾了。我是贫困无产者出身，所以表现有67%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的孟买是必然的，而且不去孟买拍怎么可能让人信服呢？那儿虽然到处都是尘土飞扬、大小便和野狗，但我觉得很受启发———那里的生活永远在变化，永远不会让我觉得无聊。

　　记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的小演员来自贫民窟，电影成功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人说你们给孩子的酬金太少，后来又传出父母争夺小孩的新闻，对此你如何看待？

　　丹尼·鲍尔：事实上在电影取得成功前，我就安排几个小孩去上学，而且承诺资助到他们18岁之后。我们给过他们父母钱，但他们很快就花光了。

　　我们曾犹豫是否要把小孩搬出贫民窟，但还是决定不搬家，虽然搬出来物质生活会好一点，但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不利于他们的成长，毕竟贫民窟里还有社区、亲戚、好友等关系。我们现在给他们在孟买市区买了套房子，但不在他们父母名下，而且这座房子要等到小孩18岁后才有资格入住。

　　唉，我就像个社会工程师一般，我不能完全告诉他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国家和生活，只希望他们能得到正规教育，未来在他们自己手里。

记者：很多人都喜欢把中国和印度相比较，觉得《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会让中国的观众有共鸣，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丹尼·鲍尔：中国和印度都太大了，很难去比较，但我希望这个电影能在中国受欢迎。事实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不能完全说是讲印度的电影，它是讲述孟买的———就像关于上海的故事也不能完全代表中国。

　　孟买非常大，我们也只是描述了其中一部分，这座城市充满活力，在快速变化中，能提供给电影人很多题材。当然关于中国的变化，我想肯定有其他电影人会去表现。但你知道嘛，在孟买人们最关心的并不是英国，而是和他们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巴西、马来西亚、越南。

　　记者：你的早期作品多展现人性灰色，而这部则比较光明。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丹尼·鲍尔：孟买的精神就是歌舞，歌舞总是会让人生显得乐观一些。至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我不知道，可能是这座城市带给我的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受。这座城市连厕所都没有，但你就会觉得乐观，因为人们总是会克服重重的困难。其实影片未必能够代表一种世界观，但是它必须要和观众沟通，我不想操纵影片只表达自己。

　　记者：你从小就立志要做一名传教士，这部电影中也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你觉得宗教对你的电影创作有什么影响？

　　丹尼·鲍尔：我是在天主教家庭长大的，但我不是教徒。原小说中贾马尔有三个身份，印度人、穆斯林、基督徒。小说可以这么写，但电影要可信就必须选一个身份，那就是穆斯林。

　　重要的是“精神性”，我不是宗教徒，但我是个很有“精神”的人。圣雄甘地曾说过：“上帝不是宗教徒”。（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