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戛纳电影节,79岁的主席吉尔斯·雅各布显得非常低调,种种现象表明,担任了32年主席的他有了隐退之意。一直担任他左右手的电影节选片负责人特艾里·弗雷莫浮上水面,这位个性张扬且有着独特艺术视角的选片人不仅熟知影史,而且在电影节伊始就在各大媒体前频频亮相,甚至主持了本届开幕片《UP》的媒体场首映。昨日,弗雷莫在百忙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网络采访,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意气风发。
记者:可不可以说,这次戛纳电影节是大导演的集体反扑?
弗雷莫:在竞赛单元是这样的。如果说去年我们更关注“新发现”的话,那今年就是对大导演投注了同等程度的关切。大导演们从来没离开过戛纳,像阿伦·雷乃、拉斯·冯·提尔、阿莫多瓦、昆汀·塔伦蒂诺、朴赞郁等等,他们都参加过竞赛单元,今年也会再次证明自己在当代电影语境中的重要性。这里没有所谓的“准入特权”,他们每个人走过的路都是独一无二的。可能有些导演在上次来戛纳之后已经拍了好几部片子,如果这次又被选中,那意味着他们电影本身的价值和影像创造力征服了我们。
记者:这次的亚洲势力格外强大,美国片似乎只有一部,这说明了什么?
弗雷莫:是的,不只在竞赛单元,整个入选影片都有这个特点。亚洲电影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亚洲影人,比如舒淇、章子怡也成为了评审团的一部分。但我要更正的是,有两部美国片,因为李安是美国籍华人导演,他的这部片子是正宗的美国片。
记者:在全球化拍摄的今天,你如何界定一部片子的国籍呢?
弗雷莫:这取决于很多方面,比如导演的国籍、投资方、影片拍摄地,以及影片语言等等。请看加斯帕·诺的影片《遁入虚无》,是在日本拍的,但用的是英语对白,还有法国的投资。那么这部片子到底属于哪国呢?我还真不知道。
记者:今年电影节的选片是否更趋向于政治性?
弗雷莫:不是,戛纳不是一个政治先行的电影节。今年的竞赛片是非常个人化的、无法归类的。我们突出了“作者电影”的痕迹,而不像去年的折衷主义。一次成功的选片就是好片子的叠加,一部电影的好坏,和它是否政治或者是否诗意无关。比如迈克·摩尔的片子很政治,但它们同时也是好电影。又比如《雨中情》是我最喜欢的片子之一,但它不是政治片。
记者:选片的时候,面对你朋友拍摄的电影,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弗雷莫:不会啊,因为友谊会超越一切压力和环境。
记者:今年戛纳电影节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吗?
弗雷莫:电影节本身没有受到影响,当然这不表示我们住在世界的尽头。我们也意识到有金融风暴这回事,我们希望戛纳电影节以及那些电影能改变世界。好吧,可以这么说——我们试图拯救世界。 特派记者 张艺 (本报戛纳今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