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和1979年,栗原小卷主演的《望乡》和《生死恋》先后在中国公映,在中国影坛掀起一股“栗原小卷热”。她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梦中情人。如今,64岁的栗原依旧魅力非凡。
文/李俊 图/唐晓毅
灰色的连帽针织长裙,脖子里闪着一串珍珠,腰际是镶钻的腰带,手指甲和脚趾甲上都一丝不苟地涂上了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记者见到金爵奖评委之一栗原小卷。在公众场合,她永远让自己每一个细节都做到精致。她坐着接受记者的专访,坐姿也堪称淑女礼仪的典范:只坐凳子前端二分之一,身体向前倾,双手抱环轻放在膝盖上,两腿相靠微侧向一边,眼睛看着对方,嘴角一直带着微笑。
64岁的栗原小卷至今依然单身,没有子女,是日本演艺界“不老的传奇”。她生于东京,自幼学习音乐、芭蕾舞,从东京芭蕾舞学院毕业后,就读俳优座演员培训所。从20世纪70年代起,栗原小卷先后主演了《生死恋》、《望乡》、《莫斯科恋情》、《乡村教师》等多部影片,是日本70年代青春文学电影的代表影星。在《望乡》中,栗原小卷扮演一名干练、美丽的女记者,专门探访曾在海外卖春的日本女性,凭借这个角色,她获得了当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影后桂冠。
从外表上看,现在的栗原小卷没有发福,也没有老态。如果远远看到她,或者只看背影,她仍然像是一个优雅的年轻女人,至少还保持着40年前的苗条身段和优雅气质。
听到记者这些夸奖,栗原用双手捧着自己的脸,做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嘴里一边说“谢谢”,一边解释:“其实,我也没有刻意保持身材,只是因为不停地要工作,我就会经常去健身、练习舞蹈,这些都会让一个人保持最好的状态。”
“我没觉得年龄会有多大的变化,我现在照样参加各种活动,照样在舞台上演各种不同年龄层的女人,有的善良、有的心狠手辣、有的变态.....。”栗原小卷聊到开心的话题,有时会像小姑娘一样,突然撒娇似地伸手拽一下记者的胳膊,然后咯咯地笑出声来。
1978年和1979年,栗原小卷主演的《望乡》和《生死恋》先后在中国公映,在中国影坛掀起一股“栗原小卷热”。她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梦中情人,代表着一个已经远去的时代。
据栗原回忆,30年前,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是来上海准备拍摄一部中日合拍的电视剧《望乡之星》,该剧在上海和重庆取景。她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那是个除夕的晚上,自己住在和平饭店,氛围非常好。她回忆说:“那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能在房间里远远地听到黄浦江上传来的汽笛声,让我非常难忘。”
栗原小卷本人也是中日文化友好使者,最近的十几年里,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她在日本东京一个非常狭窄的巷子里有自己的工作室,房间里摆着各种各样来自中国的纪念品。
按照过去的习惯,她每次来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和谢晋导演吃饭。但是今年,她却再也见不到谢晋了。电影节开幕第一天,金爵奖评委和记者见面时,栗原小卷站起来主动缅怀谢晋:“很遗憾,这一次来,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我心里很难过,经常会想起和他一起拍电影的经历,他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
1991年,谢晋执导影片《清凉寺的钟声》,这也是栗原小卷中年时期接拍的第一个老年角色。她与濮存昕分饰母子,扮演一个深受战争摧残、失去孩子后又得到孩子的日本母亲,角色年龄跨度有四五十岁。在她身上,能看到战争给中日人民带来的痛苦。
2002年4月,“栗原小卷电影作品展”在北京举行,这次活动是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放映了6部栗原的代表作。栗原小卷本人看到片单后,坚决要把《清凉寺的钟声》也作为代表作放入展映中。她的理由是:“谢晋导演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导演,我非常感谢他能够让我出演他的作品,这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
谢晋生前曾如此评价栗原小卷:“银幕上,比栗原小卷漂亮的演员有得是,但比她更有魅力的演员却很少,这是为什么?从细微之处我们就可见一斑:在中国,她每天拍完戏,都会向摄制组每一个人鞠躬致谢。尊重他人,她自然也会赢得尊重。”
在电影事业上取得成功之后,栗原小卷开始把重心转向演出话剧,从莎士比亚的剧到布莱希特的戏,一演就是20多年。她主演的《麦克白》曾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演出,获得成功。栗原小卷的弟弟是一名话剧导演,两人一起合办了话剧工作室。
电影对于女明星的年龄很敏感,但站在话剧舞台上,栗原小卷仍然觉得自己像个年轻人。“明年我要演一个20岁的贵族小姐,这是不是很疯狂?”栗原小卷有些骄傲地问记者。
B=外滩画报
K=栗原小卷(KomakiKurihara)
B:你看起来就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女性,这让我很难想象你在舞台上演绎的那些疯狂的角色。
K:(笑)那你可以亲自来看一看我的演出。明年我将要在舞台上饰演一些年轻的角色,至于她们的性格我就不先告诉你了,但是也许你会很意外。
B:对你来说,演那些年龄跨度较大的角色,尤其是一些年轻女孩子,会有年龄上的顾虑吗?
K: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种挑战,我一直保持着挑战自我的心态。对我来说,年轻的时候饰演这些角色并不难。现在饰演这些年轻的角色时,我会更注重塑造人物的性格,加入自己的理解,增加人物的深度,而不是停留在她的表象。
B:你每年会出演多少部话剧作品?
K:就今年来说,我目前只出演了一部舞台剧,但是身兼双职,所以还是非常忙。其实在幕后,我还是一名服装设计师,舞台剧里其他演员的演出服装都出自我的设计,这件事情占据了我相当多的时间,不过很有趣。
B:你还做过其它幕后的工作吗?
K:都做过一点点,但是不多。因为我弟弟是日本著名的话剧导演,他还同时担任制片方面的工作,所以基本不用我多插手。弟弟执导话剧,我出演他的作品,我们就这样合作了很多年,彼此很默契。
B:中国观众熟悉的还是你的《生死恋》和《望乡》,对你本人而言,这两部作品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K:《望乡》出来的时间要晚一点。《生死恋》更有点像我电影演员生涯的起点。只能说我的运气很好,遇到了很好的导演。作为演员来说,两部作品锻炼了我的演技,此后我的演技开始成熟。也是因为这两部电影,我当年收到了很多来自中国影迷的信,我就很惊讶,原来电影的魅力如此之大,可以穿越大洋、跨越文化、超越语言的隔阂,能够产生共鸣,这是一种很伟大的艺术。
B:在《望乡》中,你和田中绢代有过合作。跟她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幕后故事?
K:我很小的时候,田中绢代就已经是出名的电影明星了,能在《望乡》中和她合作,我非常荣幸。我们两人在戏外关系也非常亲密,我们经常一起玩。在拍戏的时候,就是两人互相影响,我也向她借鉴了不少东西,很默契地共同完成了拍摄。
B:和你一样,中国演员濮存昕也在话剧舞台上有很大影响力。他和你在影片《清凉寺的钟声》中有对手戏,那时候你们两人的合作如何?
K:濮存昕是个非常棒的演员,热情、精神集中,又为人和蔼。演戏的时候,他很快就能进入角色,是一名出色的演员。我们私交不错,他每次来日本或是我去北京的时候,我们都会抽时间见面。
今年4月份,他随代表团到日本访问,就顺便观看了我演出的话剧,我也曾经去看过他演的《茶馆》。濮存昕本人还是艾滋病预防大使,他来日本做宣传的时候,我也参加了他的活动。我演的每一出话剧,永远都会给他保留一个座位。
B:看过《茶馆》后,你觉得中国的传统话剧和日本的传统话剧有什么不同吗?
K:《茶馆》的背景设在中国,讲的是发生在中国某段历史上的故事。新版本、老版本的话剧《茶馆》我都看过,个人觉得这是一部很不错的话剧。如果要拿中国的话剧和日本的和剧做一番比较,我觉得双方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吧。
B:现在回想拍摄《清凉寺的钟声》的时候,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K: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和自己的“儿子”重逢的那场戏。很多人认为那是我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一场戏。其实那场戏里,“我”要表达的感情是很复杂的,既要有和亲子重逢的喜悦,也包含多年至亲相离的痛苦,还夹杂了对抚养自己“儿子”的中国百姓的感激之情,这么多情感因素混合在一起,要演绎出来并不容易。濮存昕饰演的角色和“我”一样,饱含了混合复杂的情感。但是我们两人配合得很好,那场戏拍得很成功,这让我印象很深。
B:你工作的重心从电影转到了话剧。如果现在有人问你到底是一名电影演员还是一名话剧演员,你会怎么回答呢?
K:那我会回答他:“我是一名演员。”
B: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和当初一样美丽,怎样才能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
K:这要感谢和我一起合作的演员们,还有那些观看我作品的热情的观众们。他们能带给我持久的活力。我在舞台上,经常需要饰演一些年轻的角色,为此我一直都在锻炼身体,保持规律的体育活动,比如跳舞,来增加体能。
B:你通过什么方式来提升、维持自己的艺术修养?
K:我经常会去观看各种不同种类的电影,参加一些绘画展、音乐会等。在这些不同的文化交流场合里,我会遇到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人物,从他们身上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B:你的人生已经如此丰富了,现在还有什么遗憾吗?
K:这么多年来,我和很多著名的导演、剧作家合作过,也出演过很多优秀的作品,还能在各种电影节上担任评委,在退出银幕之后,还能继续接触电影界,这让我觉得十分幸福。此外,我的社会活动也不少,一直在为中日文化交流、东亚儿童艺术交流做着努力。我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过得很充实,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遗憾。
B:你一直保持独身,没有孩子,这能算是一种遗憾吗?
K:当年在日本,像我那样工作强度的女性,男人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只好选择独身。假若要像今天的中国,男女同工同酬,男女平等,我的生活方式可能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演了这么多的电影、电视剧和话剧,结识了许许多多的好朋友,包括制片人、导演等,和他们的交往也丰富了我的人生。有这么多美好的记忆,我觉得非常好。(实习生景杨对此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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