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跨界”的风景 汤姆-福特崔健转当导演
□晨报记者 徐 宁 威尼斯报道 专题制图 夏曾珍
对于一位成名已久的人来说，“跨界”开启了更多转换的可能。在他们之前，在我们身边，成功的跨界案例并不鲜见。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后半程，国际明星少了，但是从其他领域向电影圈发展的名人，却构成红毯的另一道风景线。
汤姆·福特：成为导演一直就是我的梦想
5年前，著名时尚设计师汤姆·福特成立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和电影公司。福特毫不避讳地说：“金钱绝非万能，但是它象征着一种绝对权利。”在功成名就之后，他以导演的身份进军好莱坞。从时尚转向电影，汤姆·福特期待在另外一个领域继续着他的创造，“拍电影是我一直都想做并且永远想做的事情，我们都不敢冒险，以致人生实在太容易枯燥无味了，”当他的电影处女作《单身男人》在威尼斯首映后，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而且持续数分钟。观众无法忘记那一张张时装大片般的精美画面。所以，他恐怕停不了了，因为掌声即代表了认可。
记者：为什么想要成为一个导演？
福特：小时候其实想做明星，后来发现能否成为明星不是我说了算的，于是就学了建筑设计，后来我察觉到自己对时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乎每个月都会买时尚杂志，我也会在建筑设计中动点时尚的小脑筋。我在学校的成绩并不是十分理想，因为校园里每个人都不太时尚，比如老师常常会问：为什么这个门是粉红色的？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什么？我就是喜欢，怎样？粉色多么可爱。成为设计师后，因为我受不了一再的重复，有点厌倦了，我比较在乎这个。
我真的不在乎设计什么款式的衣服，甚至为谁设计这些衣服。我只做我感兴趣的事情，比如最好的细节，最好的布料，最好的质量，这也是为何它们价值连城的原因。你知道么，很多人穿的不是衣服，是细节，这跟拍电影一样。其实成为导演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我早就签约了CAA，只是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合适的项目，能不能找到，我不知道。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蠢，因为我理解拍摄电影是一个艰难的生意，我理解它是个陷阱。但这是我一直想做的，在四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在某方面有所改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常有的机会，这对我来说也是最好的挑战，我希望我有力量去做这件事。
记者：这预示着你会终结你的设计工作么？
福特：什么都可能发生。现在，我不去想那么多设计的东西了。我在拍电影前所经历的一切已经相当粗糙。我其实是喜欢时尚，我的意思是，时尚一直对我很好，我不能放弃时尚，我喜欢事无巨细，然后什么都做，所以谁知道呢？给我几个月的时间，也许我又会觉得跟现在的想法不同。
记者：拍摄有什么难度么？
福特：当然，压力很大，每个人都会看着我。但是我对拍摄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我是设计师，那么我设计成衣时就会去遐想这件衣服会长成什么样子，而拍一部电影，就是去设计整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有自己的视角，必须传达某种信息，基于这一点，我有可能开创一番新事业，也可能完全失败。但是我现在能说的是，我有很多东西都想通了，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无法控制自己是否人生会走得顺畅。
记者：为什么要选择同性恋这个题材的电影？
福特：我第一次读到《单身男人》的原著小说是在1980年，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二十几岁，这本书打动我的是主人公的单纯和勇敢。三年前，我寻找一个合适的项目去筹备我的第一部电影拍摄的时候，我经常想起这个小说，书中的男主角乔治总是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于是又重新读了一遍这本书。对于四十多岁的我来说，这书中传达的信息又不一样了，重要的是让我产生共鸣，撞击着我的心灵最深处。一个男人某一天不能看到自己的未来，这是多可怕的事情；谅解看似是生活中的小事，其实比大事还难于处理。所以，电影里面有我很多感觉。我觉得生命是现在最重要的，它和我现在的内心非常接近。”
崔健：一切废物都可利用
21年前，当崔健穿着长褂，弹着吉他，两只裤脚一高一低地站在北京工体的舞台上唱着《一无所有》的时候，似乎就已经预示了他一生的不同凡响。在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崔健带来自己的半部长片《成都，我爱你之未来篇》。从音乐转向电影，崔健从没有停止过表达。
记者：为什么想拍摄一部城市题材的电影？
崔健：记得第一次去成都演出，有8000观众，在那里连续演三场。当时成都领导特别支持摇滚音乐，音乐会庆功宴上还曾经说过，要从四川开始摇滚全国。川菜、川妹子的大家都知道，这两种风格都是比较典型的四川元素，所以我电影的原名是《川桑巴》，我想像着桑巴音乐和四川结合起来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或者有怎样的音乐形式和精神传达出来。后来改名字叫《未来篇2029年》，这是一个整体需要，等于是我对四川的一种未来的想象。
记者：城市题材的电影会不会像命题作文？
崔健：我只是个参与者，他选择我来做，我觉得这个挺好玩挺吸引我的。不管是不是命题作文，有没有压力，都要以我的兴趣为优先考虑。有兴趣了，一切废物都是可以利用的，你总能用到你可以用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挺环保的。
记者：第一次拍摄长片的感觉怎样？
崔健：我以前做过8分钟的手机电影。我觉得创作音乐像是谈恋爱，制作电影的过程像是生孩子。音乐和电影在创作过程中一样，制作上有很大区别，这里有技术的原因，还有很多视频和音频上的区别。
记者：最艰苦的是什么？
崔健：演员都没问题，最艰苦的就是你觉得排除万难，一切都准备好了，或正在拍摄的时候，总有很多事情出现。比如原本是三个故事组成的电影，突然因为风格不同变成两个了，会给人一种整体失落感。
记者：以往音乐传达的是愤怒，这次电影呢？
崔健：他们让我把故事定位在男女爱情，我当时也写了个男女故事，但其实我更愿意讲述能量。地震是能量造成的，人与人的情感也是能量造成的，而且能量总是有变化的。比如地震中有个小男孩救了另外一个小女孩，男孩长大了遇见这个女孩，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样子的可能？能量是个美的东西，能量是好的东西，也许传统文化里面把很多自然能量的东西看成丑恶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观念的问题，也许我们这个长久以来的文化不喜欢能量的东西，认为能量是不自然的，恰恰我认为，摇滚乐和我的电影一样，都要表现自然的能量，甚至我觉得人崇尚的这种力量看起来都不像人，像是动物，所以动物也是美的，动物的美，人可能是没有的。我想说的是，这种能量无论通过文化还是政治手段，改变的只是实践性的释放，不是真正改变一个人的本能。
记者：还会继续拍电影么？
崔健：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做音乐的，一切都是为做音乐开绿灯。我这次晚来两天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演出任务，只要有演出，任何活动都要为音乐让步。我是以音乐家的身份来出席电影活动，我更希望把宣传电影的方式改成音乐会的形式，这样会让人有一个明确的意识，而不是成天接受采访或者看电影，我有点承受不了这些，因为电影不是让你一天看两部三部，对于观众来说，二三天看一部就好。
谭维维：奔着崔健而来
3年前，歌手谭维维第一次出现在“超级女声”的舞台上，并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娱乐圈。从无人问津到一夜爆红，谭维维是中国选秀产业的一个泡沫。现在，她依然会跑去酒吧驻场，她说自己想唱摇滚，但是唱片公司不同意，所以只能跑到酒吧和好朋友们玩Band。对音乐，她心里有一片挥之不去的乌托邦，即使去卖羊肉串营生，她也不会放弃唱歌的梦想。她一直视崔健为精神领袖，羡慕崔健的那个年代，羡慕他有那么好的唱作环境，这次从音乐转向电影，谭维维其实只为追随偶像的脚步。
记者：怎么会从歌手跨界做演员的？
谭维维：最开始的想法是追星。有一天，工作人员跟我说崔健要拍个片子，问我有没有兴趣。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连剧本也没看，我就是冲着崔健去的。那天试戏，他发了台本给我们看，进去之后我特别拘谨。是崔健老师先跟我点头示好，说“谢谢你，我第一次拍电影”。我当时立刻就放松下来，我记得崔健老师已经试了差不多200多个演员的戏，我觉得我比她们有优势的地方是，我没有演过电影，没有那些条条框框，一通乱演，放得比较开。记得当时试的那段戏是一场骂人的戏，用成都话骂人，还要追打男一号。后来就没了下文，但是我知道这个角色他一直没定。我自己也比较在意和崔健的合作，就争取两次。
记者：如何毛遂自荐出演的？
谭维维：第一次毛遂自荐是因为剧组说我有点肥胖，我就减肥。然后打电话过去跟崔健老师说：“我就是做音乐的，你这个女一号是打鼓的，我稍微练习一下就好了。”第二次是我在成都拍摄关于震后的宣传片，《成都，我爱你》剧组那边打电话说演员要试妆，不来就失去机会。我白天工作完了，吃点东西晚上就飞北京。我特别想去赢得这个角色。原本新专辑要10月发，为了这部电影现在搁置，但是我觉得跟偶像合作，放弃再多都很值得。
记者：你比别人的优势在哪里？
谭维维：我觉得崔健老师选我的原因是我比较积极，还有就是我是四川人，说四川话完全没问题。对我来说最大的难度是剧本台词很少，有很多内心戏。我以前演音乐剧都很夸张，所以习惯了在舞台上乱动。导演希望我放松，希望我不要想那么多，他说我是个音乐人，你就冷静表达这个事情。
记者：这部电影最大的一个看点是什么？
谭维维：我觉得是音乐吧。他的音乐在这部戏里非常棒。我记得有两场戏是他用音乐带我入境的，有场戏要我挑逗男演员，但是我一直表达不出来，像男孩子一样，比较硬，他给我放了音乐的小样，有点闷骚的感觉，我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其实我觉得我跟他最重要的沟通是音乐。
记者：如何评价崔健？
谭维维：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意识流，手法很特别，不像专业导演的拍法，他是在用电影描述音乐这回事。在他心中，音乐和电影都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他在里面说了很多摇滚精神，他想说能量，能量一直蕴藏在里面，碰撞就很强大。他在音乐方面是个很纯粹的人，拍电影也是。他不会放弃自己坚持的东西，我记得电影里本来有特技，但特技没有达到要求，最后他决定放弃，他说科技是会变的，但恒古不变的是大自然，后来我们一直在丛林里面穿梭、打架、骂人。他还特别坚持己见，比如戏中骂人这段，用成都话骂，很可能过不了审，但是他坚持不要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