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金狮奖导演毛茨：士兵的视角最真实(图)
1982年，20岁的塞缪尔-毛茨作为一名坦克兵，参与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25年后，他鼓起勇气，将那段个人经历真实地重现在大银幕上。这部反映了毛茨自己的感受和挣扎的《黎巴嫩》，在9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上，众望所归地获得了最高荣誉金狮奖。
文/董铭
一个瞄准镜的画面：几个埋伏在楼房上的黎巴嫩士兵绑架了居民，正在屠杀男人。他们刚袭击了以色列士兵沙姆力克所在的坦克。
镜头一转为坦克内部：沙姆力克的手指在颤抖，但主炮还是轰了出去。
又是个瞄准镜的画面：一个女人从楼底冲出来，全身在燃烧。这便是获得今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影片《黎巴嫩》中，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镜头。事实上，以色列导演塞缪尔-毛茨为了再现战场上的紧张气氛，以及士兵的恐惧心理，整部影片的画面几乎都是在坦克内部和炮口瞄准镜间来回切换。
而这只是塞缪尔-毛茨首次执导的长片。名不见经传的他，在威尼斯初试啼声便技惊四座。《黎巴嫩》首映后，几乎所有媒体都打出了高分，将其列为夺冠大热门。而毛茨最终拿下金狮奖，也是众望所归，毫无争议。
“来自不同地方的我们，都庆幸自己当时不需要身处那部坦克里。但在世界其他角落，还会有另一部装载着恐慌和罪责的坦克。”评委会主席李安这样评价《黎巴嫩》和导演毛茨，“我很感激导演以以色列士兵的眼光来审视黎巴嫩战争，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黎巴嫩》取材自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战争。4名年轻的以色列士兵驾驶一辆坦克冲入黎巴嫩某城镇，不料坦克偏离路线，成为众矢之的，几名士兵面临死亡的威胁。
这段故事来自于导演毛茨真实的人生经历。1962年出生的毛茨，在年轻时曾入伍做过一名坦克炮的操作手，并亲身参与了1982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那场战争。饱受战争“伤痛”折磨的他，直到25年后才鼓起勇气把这段经历搬上了大银幕。
影片中坦克里的四人，都是像毛茨当年那样年轻的新兵，他们跟随一支地面部队执行任务，在步兵长官的指挥下，穿越城镇的废墟。对于缺乏经验的“菜鸟”们来说，每一次出发都是场死亡的考验。虽然以黎双方实力悬殊，但敌方防不胜防的偷袭也让以色列人疲于奔命。谁是敌兵，谁是平民，所有的判断都要在几秒内完成。晚一秒，战友和自己就会牺牲；早一秒，可能炸死的就是眼前的养鸡场老大爷。
这就是以色列士兵的世界，伸手可触的，不过几立方米油腻腻的坦克内部。眼里除了黑糊糊的战友，就只有通过炮塔口的一小块圆形瞄准镜。这巴掌大的镜口，就是士兵与外界唯一的交流途径。可看到的景象，都是被放大后的惨状。老人在残喘，女人在燃烧，男人不是被屠杀，就是在准备袭击自己。指挥官的无线通讯，成了四个小兵能否顺利完成任务、见到母亲的唯一希望。
不幸的是，在遭到一次反坦克炮的偷袭后，他们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他们在黑夜里孤立无援，任人围殴，却又无法冲出坦克。毛茨的镜头，在脸部大特写和长焦摇移中流畅切换，而观众也同步体会着人物的心理变化。每一次切换，都有可能面对新的死亡威胁。
影片只有开头和结尾的画面，展现了坦克外部的世界——一片无垠的向日葵田野。内外强烈的光线对比，让人顿悟生与死的差别。向日葵田野原来是如此美丽，观众也和影片中的士兵一同呼吸到了生存的氧气。影片在结尾带出这样一种思考：反战的意愿，来源于对生命的珍视。
《黎巴嫩》在拍摄时遇到了不小的麻烦。鉴于导演毛茨是以色列人，再加上主题和时局的敏感，令投资方之一的法国MK2影业中途退出。幸好有本国电影基金的支持，毛茨才得以向人们再现真实的战争惨剧。
“我就是想展示战争，我感受到这份责任无可推卸。我希望我的电影不只是触及人们的大脑，而是要触及到人们的内心。”得奖后的毛茨说道，“我谨将这个奖项献给千万名像我一样从战争中有幸归来的人们。表面上，他们看上去很好，工作、结婚、生儿育女，但那些战争的记忆，永远烙在了他们的灵魂深处。”
“每次回忆起来，都有股肉体烧焦的气味”
B=《外滩画报》
M=塞缪尔-毛茨SamuelMaoz
B：你在时隔25年后拍摄了这部表现个人经历的电影，请问是什么触动了你？
M：我曾花了10年来写这个剧本，从我经历战争后的第八年左右开始，可每次写了几行字，又搁在一边。直到两年前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时，我又在媒体上看到记忆中的那些场景。我对自己说，该去正视那段记忆了。这些年来我都克制着自己，不去回想过去，可我却一事无成。以前我每次回忆起来，都有股肉体烧焦的气味。后来我鼓起勇气，一定要把那股味道呈现出来。当然，现在我已经不排斥那股味道了，我决定讲好这个故事，完整地展现给观众。电影的本质，我觉得不是创意，而是全心全意的诚意。我现在做这片子，和10年前有所不同，我会考虑用更准确的方式来呈现痛苦的记忆。毕竟观众们可不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子的。
B：你一共花了多长时间来拍摄《黎巴嫩》？
M：只有33天，但我之前在空间的布局上花了很多心思。
B：的确，我们看到影片中的所有镜头，几乎都局限在坦克内部，你是如何解决拍摄和表演的困难？
M：这要感谢我们的布景设计师阿里尔-罗什科，他创造了一个真实的坦克内部空间。为了让大家体会那种感觉，我们把演员关在摄氏45度的小黑屋内，让他们体会那种恐惧感。你想想，被关在一个地方无所事事几个小时，是什么滋味。我就是希望观众亲身感受士兵的心理，而不仅仅是理解故事。在技术上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由于空间太狭小，没法用长镜头，所以影片用的几乎全是特写。话筒和摄像机的位置，都需要找到一种平衡。有时我会毫不解释，突然加上被导弹袭击的音效，让演员感受从外部传来的死亡威胁。他们不知道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下一次袭击是什么时候。这种在黑屋子里的训练，一共持续了8天，是一种生理上的考验。
B：你是怎么想到通过炮口瞄准镜这种独特的视角来拍摄的呢？
M：正如我刚才说的，我希望观众的理解与影片中的人物同步，把自己想象成坦克里的士兵，而不是个旁观者，让他们也去体验这种封闭空间里的感觉。很多体会，都是我真实的记忆，譬如影片开始和结尾处的向日葵田野，那也是真实的。还有从瞄准镜里看到的死亡。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打死了一个士兵，坦克外就有人愤怒地喊道：“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你这个混蛋从坦克里滚出来！”很多反应只在一瞬间，没有时间仔细考虑。我扣了扳机，我就是杀了人。
B：你的意思是说，作为普通士兵，也要为战争负责？
M：对的，我无法开脱我的责任。但我在影片中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道德上的批判，我只是希望寻求理解。这其实是部很个人的电影，属于我自己的战争、我的感受、我的挣扎。我拍这部影片，也是为求自己内心的解脱。我一直记得，1982年6月6日的清晨，我平生第一次杀了一个人。我一直在自责，当有人问起时，我会怎么回答。
B：就像阿里-福尔曼的那部《和巴舍尔跳华尔兹》一样吗？
M：有些类似，不过《华尔兹》拍得比我顺利。以色列电影基金的负责人是我的好朋友，但提供的150万美元也不够。我当时在期限之前为了赶工，只好把未完成的样片拿出去卖，卖来的钱再来完成后期。而且，我来威尼斯之前，还担心有人会像对福尔曼那样来指责我。
B：但我看到，几乎所有人都称赞这部影片。影片中的体验可能出现在普遍意义的战争中吗？
M：影片中的战争虽然发生在黎巴嫩，但也同样会发生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我告诉自己，可以尝试做得更国际化一点，和其它地区的战争没有太大的分别。我曾是一名士兵，竭尽全力地保护自己，在封闭的坦克里向外开火。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有时候甚至会用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同受到了恶魔的召唤。我用我的直觉写下了故事，拍成了电影，我觉得必须这么做。
B：那你觉得这部影片会改变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吗？
M：我没办法改变政客的想法。他们忽左忽右，那些政策也不会因为电影而真正改变。我所做的，只是通过创作的努力，给人们提供另一种角度，唤起情感上的体验。我觉得我把所有的细节都说了出来。这些有可能会被当作是政治意图，可我觉得，它们只是历史的素材罢了。
B：那对于现在巴以局势的看法，你觉得你的创作会得到本国人的支持吗？
M：我觉得自己没有很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电影应该反映各种立场。也有可能我的影片会受到某种指责，但我不在乎。只是有时候，我想到我的孩子们，他们也将可能走向战场。我会在拍摄时自问：到底是不是以色列造成了目前的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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