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导演多米尼克：小国电影的妙处(图)
《了不起！》剧照
李东然/文
“很多比利时导演成名后也会继续坚持小拍摄成本，因为要是大投资，就没有办法不去更多考虑票房回收之类的事情，反而忽略作品本身的特色。艺术电影总意味着冒险，但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丰富蓬勃的电影文化。好莱坞有他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文化，同化就是被同化者文化的消失殆尽。”
作为欧盟电影节欧洲电影导演代表，也为了《了不起！》(Formidable！)的公映，比利时导演多米尼克·斯坦达尔特(Dominique Standaert)第一次来中国。北京影院之“大”让他赞叹，而放映结束后，索要签名、要求合影的观众蜂拥而上，他高兴到有些手足无措。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开篇是：“这里和我在王家卫电影里想象的东方国度竟这样不同！”
《了不起！》是一部略带黑色的喜剧，两个失意的中年男人——托马斯被妻子抛弃，又因贷款被银行冻结了资产，自己的女儿也要远走高飞；马修本来就靠社会救济岗位生存，女友离开他的早上，他连这份工作也没保住。幸好，这两个人的相遇擦出了希望的火花，结尾让人印象深刻，清晨托马斯面对镜头舒畅地说了一句“了不起！”终于，无论为电影紧张，还是为现实纠结的观众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幽默就是对绝望的礼貌！”这是斯坦达尔特自己对电影的注脚，“每个人一生都有低潮，或者有时我们的人生突然间就跌进绝望，写这个剧本就是看到自己身边人的一些状态。你知道比利时人一贯喜欢过得舒服，于是稍微有点经济危机，或者生活变故，这个国家的人就显得非常脆弱。我就是在接送女儿上下学的路上，遇到这样一个校门治安监督员，坐下来喝一杯聊起来的时候，他就给我讲了些他的梦想，就有了电影里那个马修。托马斯差不多也是这样，写他是因为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遭遇婚姻危机。所以，全是身边的零零碎碎，就写了这么一个剧本。”
但是电影却没有直接描写那些生活的零碎。《了不起！》大段的故事发生在路上，一辆破旧的摩托车载着两人走了长长的一路，去警员舞会推销报警装置，去机场应聘地面指挥，导演也没指望天方夜谭般的梦想真的拯救了失落的人生，只不过用幽默说了一个老套的道理——放开脚步去追逐，就至少能收获到勇气。在路上的主题很容易让你想到好莱坞的公路片，但是斯坦达尔特把这也看成是电影中幽默的延伸：“这个电影本身就是和好莱坞公路电影开的一个玩笑，你看不到任何的豪华汽车，走的也是乡间小路，因为我根本就搞不来一辆汽车，甚至你看到了，就这么一辆旧摩托车到最后也没有钱加油了，所以也可以说，有一大半的电影算做徒步片(笑)。这或许是一种风格，但也和电影的预算直接相关，因为你知道，这可不是美国电影，我没有什么资金。”
眼前这位不断拿“没有钱”开玩笑的斯坦达尔特早已算不上初出茅庐的电影小子，胖胖的身材，花白的发须，都标注出他的中年，至今也会有观众记得他的名字。因为2002年他拍了一部同样有些“沉重”，但一鸣惊人的喜剧片《跳》(Hop)，片中那个拿着炸弹，扬言不让自己的爸爸回来就炸毁一座桥的黑人小孩，十分令人难忘。在《跳》之前，斯坦达尔特作为第一副导演，参与了许多部比利时知名电影的创作，《跳》成功后，他受聘于比利时国家广播电视电影学校，成为导演专业的教授。
“首先，在任何地方做任何电影，找资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拿我自己举例，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比较受欢迎的电影，所以我找资金的过程并不格外困难，但还是要遭遇因为资金而来的局限，比如拍摄周期就被严格地界定下来，但是这部戏里大半需要室外场景，非常依赖天气，这就给拍摄带来一定的困难。比如赶上下雪的天气，剧本里却根本没有下雪的描述，就想方设法改成下雪的天气。有一天的天气非常叫人崩溃，20分钟的暴雪，骤停，雪刚开始融化就有大雨接踵而至，大家都惊诧于那天天气的奇怪，但幸运的是，我就坚持在这样的天气里拍了，效果非常不错，天气帮我表达出了那两个人面对生活变化的无奈。这反而是预算比较小的好处，我的团队很小，使我们能非常灵活地进行转换，所以没钱是我们国家导演最常开的玩笑。但我们也不觉得是绝境，在一个观众只有400万人的国家里，怎么可能找到大规模的投资来拍电影？”
斯坦达尔特坚定地说，在他的电影辞典里，从来没有把金钱和电影的艺术质量扯上关联：“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电影是一件神奇的事，坐在黑黑的房间里，能体验到不可思议的人生。而让我坚定地把电影作为自己一生事业是在12岁的时候，当时我独自在影院里看了《偷自行车的人》，那部电影给我太大的震撼，无比朴实，但打动人心，它让我开始对电影产生迷恋，急切地想进入电影这个行业。大多数导演都是这样，先做很小制作的电影，被认可后就想方设法拍大制作，全世界的电影导演都是这样，但我始终这样教我的学生，不要太看重预算，就像是画家一样，有的画家一定要丰富的色彩，而有另外一些用单纯的颜色也能打动人心。当然钱是电影很重要的一方面，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没有那么多资金就全盘皆输，每个导演都应该找到他想说故事的方式，不应该完全让自己服从于金钱的限制，或者说，资金根本就不应该成为一种限制。我想这也许是鲜明的比利时思考方式。”
斯坦达尔特坦言，创作者对于电影投入资本的不以为然并不适合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的建立，但他说，小国导演的幸运也在于永远感受不到要把自己置于工业体系之内的压力。“比如美国5亿人口，还有因为那些大明星而吸引过来的全世界观众，这是工业化的前提。虽然90年代初，贝努瓦·波尔伍德(Benoit Poelvoorde)开始了比利时电影的‘新浪潮’，之后比利时电影在各大电影节上的优异成绩，让很多评论家说比利时电影工业出现了回潮。但至今，对我们比利时的导演来说，比利时电影绝对不是工业，比利时的电影是工艺品。在这个国家确实没有制片人愿意出很多钱拍电影，导演拍片的机会很少，速度也很慢，哪怕是最成功的导演也要三五年才能有一部新作品。这都不是工业社会的速度，但我们坚持为身为‘工艺品创作者’而感到骄傲，比利时的电影和美国的电影不同，是所谓的艺术片，因为我们国家的导演普遍觉得做出自己电影的特色远比做出商业保障来得重要，这是我们国家电影与众不同的出发点。”
斯坦达尔特也说，因为这样的出发点，才使得比利时电影导演根本不会计较低预算而来的捉襟见肘。“预算低对我们自身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摸索出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拍摄方式，这就像是法国‘新浪潮’的时候，那些16毫米胶片的出现，使得大量用不起35号毫米胶片的导演获得了圆梦的机会。我们的‘新浪潮’中，很多导演开始用高清代替胶片，它更是小成本电影的福音，还有就是我们习惯用比利时本地演员，甚至是非职业演员，这也恰和我们电影的现实主义气息吻合。也许让人难以置信，很多比利时导演成名后也会继续坚持小拍摄成本，因为要是大投资，没有办法不去更多考虑票房回收之类的事情，反而忽略作品本身的特色。艺术电影总意味着冒险，但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更丰富蓬勃的电影文化。好莱坞有他们的文化，我们有我们的文化，同化就是被同化者文化的消失殆尽。”
事实上，被斯坦达尔特反复提及，对如今比利时电影意义深远的“新浪潮”起点，对于很多国内影迷也不陌生。1992年贝努瓦·波尔伍德独立导演并主演的电影《人咬狗》(C'est arrivé près de chez vous)，成本仅为1.5万美元就创造了比利时影史和世界影史上的奇迹，票房成绩仅排在当年的美国大片《致命武器3》之后。自此开始，一而再摘走金棕榈奖的达登内兄弟的《儿子》、《孩子》，惹无数人落泪的波尔伍德的《牛仔》，越来越多的比利时电影列入了解欧洲电影的必修名单。
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些电影让比利时在大国主宰的电影舞台上大放异彩。谈到其中的“比利时味道”，斯坦达尔特如数家珍：“你知道那些代表我们国家的导演，达登内兄弟、波尔伍德，他们都是非常坚定的纪录片创作者，拍了十几年的纪录影像，这使得他们的电影有很明显的现实主义痕迹。所以说，和社会、和身边人的息息相关是我们电影的特色，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影喜欢探讨一些比较抽象的事物，有一些比较内向的表达，喜欢用智慧和观众开玩笑，这是和比利时人的性格相关联的，我想这也是我们电影传统的一部分。”
年过不惑，自己完全独立创作的影片却只有两部，斯坦达尔特导演却说，他十分享受在自己国家拍电影的生活。“小国电影也有小国的妙处，首先电影成为工艺品，大家会花很长时间去做一个电影。我们的电影圈很小，大家住得也紧密，常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这是很让人享受的生活。另外，坚持在比利时拍电影，是因为我不愿意去拍那些我所不了解的事情，我觉得如果去拍那些自己都谈不上切身感受的事情，表达一定也是夸张和极端的，这是不负责任的。我想，绝大多数和我一样坚持在自己国家拍电影的导演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斯坦达尔特说，他眼下正在给大学二年级的孩子们上课，讲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好莱坞电影的部分，范例是美国影片《逍遥骑士》(Easy Rider)。“教育下一代的导演，我们希望尽量广阔地打开他们的眼界，他们也可以选择他们自己的路，我只是向他们强调一点，热爱和珍惜你自己的文化身份，之后考虑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做出怎样的表达，并且对它负起责任。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导演和一个民族的电影都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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