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约翰·列侬在纽约被歌迷查普曼开枪打死。1981年,患有精神疾病的辛克莱为讨好朱迪·福斯特,模仿电影《出租车司机》里面的镜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门外对里根总统开枪。里根被刺事件如同火上浇油,使得反对枪支犯罪、主张严格管制枪械的呼声空前高涨。里根虽然在枪击案中大难不死,却依然反对加强枪支管制。
不过身处素来反对管制枪支的共和党的布雷迪却加入了禁枪行列。布雷迪的“倒戈”成为支持加强枪支管理团体游说国会的旗帜。1993年,在民主党掌控国会两院,民主党人克林顿当选总统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布雷迪手枪暴力防治法》,并于次年2月生效,被人们称为“布雷迪法案”。
布雷迪法案重申了1968年枪支管制法禁止拥有枪支的人员类别,将因犯罪不允许持枪的“案底”统一为获刑一年以上。最重要的是,该法案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购枪背景调查机制。根据布雷迪法案,联邦调查局设立了全国即时犯罪背景检查系统(NICS),任何人想要购买枪支必须要通过该系统的排查,有5天的等候期,5天内NICS如果没有打回票,武器经销商才可以向顾客出售枪支。
布雷迪法案签署的时候,前总统里根也转变了看法,公开表示如果布雷迪法案哪怕只让犯罪分子获得枪支的机会减少10%或15%,也会减少很多不幸的事件。
据联邦调查局统计,在NICS系统运行的10年里,联邦调查局共完成了1亿人次购枪者背景检查。而在2008年全年中,排查没有通过的人中有犯罪前科的占56%,在逃嫌犯占17%。
控枪之争
科罗拉多州的枪击案发生后,是否应当禁止持有攻击性武器的议题又重新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嫌疑人詹姆斯·霍尔姆斯使用的AR-15突击步枪,属于联邦攻击性武器禁令的禁止武器。调查显示,霍尔姆斯使用的枪支和弹药均通过网络购买。面对如此轻易获得杀伤力巨大武器的凶手,美国关于枪支管理的争论看起来似乎又回到了1989年时的情形。但不同的是,无论是现任总统奥巴马,还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都没有在枪支管理方面发表过评论。“我认为有必要对那些通过网络购买弹药和武器的人进行限制,我们需要有合理的枪支管控措施。”费城警察局局长查尔斯·H·拉姆齐在美国广播公司节目中说,“我们一直不断地谈论这个事情,但最终都没有结果。因为,很不幸,许多联邦层面的立法者什么也不敢去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对严格的法律能否避免这场血案持怀疑态度,因此政客们更没有立即对枪支法案进行修改的愿望。科罗拉多州民主党州长约翰·W·希肯卢伯告诉CNN,如果凶手当时没有攻击性武器,也可能自己制造炸弹或者其他致命性装置。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也为人们拥有枪弹的权利辩护。
对于反对者们来说,改变枪支自由是一个长久难题。这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首先,美国有个著名的步枪协会,它们跟军工集团的利益是挂钩的。他们在前台,军工在后面,坚决阻挡任何禁枪法案的通过,而且力量非常大。
其次,这也跟美国人的观念有关。美国公民认为持枪是保障个人自由的一个方法,这个传统非常深入人心,改变起来非常困难,导致多年来人们改变枪支泛滥的努力最后都落空了。
另外,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民众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容侵犯”,因此许多政界人士虽有心加强管控,但却难以挑战宪法。
最后,美国主张持枪自由的全国步枪协会拥有超过400万会员,其中大部分居住在选举的“摇摆州”,对选情有一定影响。在大选之年,谁也不愿意冒险去碰这块硬骨头。
美国人对枪支抱着复杂的心态。虽然他们明白枪支自由会引发灾难,但是他们却又不愿意被剥夺持枪的权利。这就是美国的“枪文化”。
2003年,迈克尔·摩尔导演的影片《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获得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该片全景式地展现了美国人的“枪文化”,探讨了在这个国度暴力泛滥的根源。这部纪录片以1999年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恩高中的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校园枪击案为切入点,结合其他暴力事件,探讨美国社会的枪支泛滥、暴力肆虐的状况与原因。在这起惨案中,两名科伦拜恩高中的学生使用合法渠道购得的枪支弹药,杀害了十二名同学和一名教师,继而双双开枪自尽。
杀人模仿秀
美国枪支自由还不足以点燃这些枪击案。有学者认为,其背后还另有主谋——影视媒体美化暴力。
为了追逐票房,近年来好莱坞电影中的暴力镜头越来越多,所谓的“暴力美学”更是受到不少制片方和导演的追捧。除了电影,美国的电视、游戏,甚至音乐等领域都充斥着“暴力元素”。就连美国前教育部长也承认,美国文化在美化暴力。
“蝙蝠侠前传三部曲”并不是唯一受到“过度暴力”指责的好莱坞电影。奥利弗·斯通1994年出品的《天生杀人狂》就是其中的典型,它可能是被罪犯模仿最多的电影。这部电影基于1957-1958年间的一对情侣杀手的故事创作。这两名杀手杀害了包括Fugate家人在内11人,而Fugate也是美国历史上被判处一级谋杀罪的罪犯中最年轻的女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