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帝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坚持
文/云飞扬
山西票号“天成元”堪称有清一代“金融大鳄”，但是却遭遇三千年来中国人未遇之大变局，张铁林与郭富城饰演的这对父子无论是保守还是开明，都未能逃脱被历史审判的命运。诚然，他们无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失败而负责，也不能将具体的事功完全归结为个人气质，在那个激荡跌宕的大时代里，他们以不同的向度、方式和个性来积极面对。
传统正在加速度的崩溃之中，新的规则和模式尚未建立，张铁林以道家的无为(垂拱而治的大东家、控制人的艺术之信仰者)和法家的借势(图谋东山再起的本钱、以诚信和本真待人)来做人生和事业的再探索，最终留下一个很大很大的摊子和很小很小的孩子扬长而去。郭富城则从一个不成器的浪荡子，执着于情爱与小玩意儿的纨绔子弟，到必须程度家族的大业，却出人意料的成为儒墨的信徒，一方面积极向内部寻求精神力量，像墨子一样行走在庞大帝国的荒漠，另外一方面重视承诺，甚至成为威望之际为天下信义做最后的担保人。郭富城的面向下层民众、拒绝投机、重视承诺与父子冲突、行业危机、情欲纠葛等诸多方面，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人不同的棱面。锐利、洒脱、有情义，虽然诺大的家业被放弃，然而巨大的历史性的荣耀却在时间的苍茫中得到更耀眼的位置。我对本片的一大好感是，无论是老太爷的统御术还是三少爷的诚意，都不能切除具体个人的贪婪的欲望，背叛是近代乱世的主题。只有现代制度的建立，才能相对有效的发挥人的潜能和保证一定程度上的忠诚，否则血缘、同乡、宗族、道义等等上面的约束都无关紧要。三少爷用生命救出的，可以反叛。老太爷说不好控制的，却也可能忠心，人心的幽暗之处实在难以说清，有如宏大歌剧的和声，万紫千红才是春。
电影的开始和结束都是“托孤”大戏，康家三少爷的兄弟们相继被杀被废，象征了风雨飘摇中的老大帝国在继承人问题上的困局，中国正被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凌，或者主动阉割，出头的椽子烂得早，不成气候的可以保全性命。郭富城饰演的这三少爷就必然成为独苗，尽管山西票号有着媲美当今的会记审计制度及安全保障体系，但是毕竟在奇技淫巧不断出现的现代社会建立之前，无法将发散全世界的资源高度有效的整合起来，现代通讯力的落后和协作的滞后，导致票号分号事实上只能是汪洋中的孤岛，抗击风险的能力越发下降。有心机的老太爷由表演风格具有卡通效果的张铁林出演，本片却很符合这一特色，他将一个渴望自由和顺势而为的古代社会的达人诠释的相当到位。除了在所谓的爱情上失意之外，本来他在家庭、事业和人生、社会地位、行业至尊等等，都处于风驰电掣的高顺位。不过，他确然是中国这老大帝国最好的代言人。
导演姚树华以多角度来呈现山西票号走西口、上青天、下南洋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在此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细节得以完备的呈现。民居、风俗、世情、交通、闹市、堂会等等，都在苍老的旁白声中，纷纷出场，那个声音的主人就是三少爷的幼小的弟弟，是老太爷最后的尝试，他找了一个只要能生孩子的女人，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中国人总是有办法，在任何情境之下，从无路可走之处杀出一条通途。老太爷从而解决了与三少爷之间父子最大的心事，老大爷的续弦本来是三少爷的老师，他们两情相悦却成为名义上的母子，人伦大防横亘在所有的头上，在整部电影里是最主要的压抑因素，在绝大多数时刻超过了外界的风云变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些大事，庚子拳变、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一夜易帜等等，都还要一轮轮的博弈才能进入三少爷内心的波漪。白云苍狗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山西票号最终走向彻底没落，当然三少爷在此过程中也完成了他人生的蜕变，而老大爷看到他无力改变些什么，这已经不再是他的江湖，所以策马远遁是最好的选择，放荡于江湖之间确然是极佳的归宿。
作为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三少爷很坦然的面对个人、事业和国家的历史性巨变。这个坦然更多率性而行的味道，有抗争，有听从，有力度。在金融海啸到来之前之后，三少爷没有采用更多的杠杆原理，既没开发让受众头晕目眩的金融衍生品，也不曾去从数字上捣鬼，片名所谓白银帝国便是三少爷倾其家族产业所有以偿还挤兑。三少爷在不经意之间，回到先秦时代的人格风范上去，这个不自觉的文化保守分子，却为老大帝国加了许多分数，反而那些投机取巧、火中取栗的人，更逃不脱身未死而名已灭的宿命。事实上，三少爷本不是既定的接班人。他的出现，与一般晋商不同。
我们在当下温习晋商的故事，更多是与当下华尔街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着最为现实的对照关系。作为神街上最重要的商人集团，晋商已经淡出一个多世纪。这段历史被遗忘，或多或少源于商人们地位的卑微和其身上的神秘色彩。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序，决定了政治上的受歧视和经济上的巨大落差，尤其是在明朝和新中国前几十年，商人几乎被彻底淹没，更何况更够发行货币呼风唤雨的晋商，那是连传说中都不会再有的传奇。
导演姚树华是海外华人，没有内地人在意识形态上的桎梏，所以她说三少爷这个角色的一句话“做生意不过就是做人”极为关键。“我生在台湾，但我的老家在山西。我是很偶然地才了解到晋商们的体系和道德观，以及孕育了他们那个金融王朝的历史背景。他们和明清时期的朝廷关系紧张，却又相互依存。正如今日的华尔街，晋商们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密切。除了放债给各类商铺外，票号还借出了大量的钱给清政府。他们从财政上支助了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一战，他们还借钱给各地官府上缴国库的税务，并因此牟取暴利。当我刚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安然公司刚刚爆出丑闻。我意识到《白银帝国》可以是一个讲述金融道德的故事，所以在影片中我尝试着将这个声音传达出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会跟当今的世界更加相关。”
从安然公司到三大投行的倒闭，华人街失掉了向来的好印象。这个世界能好吗？成为诸多人的思考母题。是什么导致了那些高官们的贪婪和无耻，掌勺的成为分配大锅饭的当然人选，没有有效的监督权利越发腐败，没有相当的道德自律漏洞不可避免，不公平和缺乏制裁才是信息、资源、金钱失衡的原因和前提。我也没有让一部《白银帝国》来拯救全球金融体系的意思，但至少是一个很好的警钟和镜子，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值得梳理，自从胡适在五四运动后提出“整理国故”的战略，其实至今尚未完成真正的开题。
《白银帝国》中有救亡有启蒙，但观众更容易被救亡的高度叙事所吸引，而未能更多反思那个时代如何成为那个样子。要审视晋商的意义，不能仅仅从洋务派和保守派等拍戏划分出发，更多是要全面反思。三爷和老太爷都是民族精英，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入世，这是最紧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