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赣与他的荡麦：电影史的精修工人
- “荡麦”一词，正是《路边野餐》的故事发生地，主人公陈升与前妻重逢的地方。此前，早已有报道指出，荡麦影业完成了由华策影业独家领投的天使轮融资，额度近千万。
票房与口碑是一部电影的两个评价维度。四年前，我们一路细数赵薇、徐峥、许诚毅是怎样以票房的胜仗让张艺谋、陈凯歌相形见绌的。去年的对比则更为残忍，当张艺谋、王家卫对着差评再也坐不住的时候，张大磊、毕赣、曾国祥、梅峰等新导演已经成为奖项的宠儿，进而成为收割观众信任的真正赢家。
陈凯歌说，“中国是新导演的天堂”，尔冬升感叹惊人的票房增速而“恨自己出生太早”。
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电影市场的高速扩容。盘子做大的情况之下，电影的类型和质量也在逐渐扩充，细分市场之下，观众的观影味蕾也被逐渐打开。新力量势必要打破旧格局。
以张大磊（《八月》）、毕赣（《路边野餐》）、曾国祥（《七月与安生》）、梅峰（《不成问题的问题》）为代表的新导演正是新阶段下的作者导演新先锋。他们当中，有张大磊、梅峰这样的学院派，也有毕赣为代表的灵气乡野派，还有曾国祥这类把商业片作者化的兼顾者，他们在获得广泛认可的同时，又给电影市场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3月24日，第53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八月》就将在内地上映。4月，曾国祥将在金马奖六项提名、斩获最佳女演员后征战金像奖，梅峰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将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此时不妨回溯他们的来时路，看向未来。
华山路是上海历史上的洋房区，幽深的宅邸之中，如今有一处名为“荡麦影业”的所在。
2016年7月25日，号称只上映十天的《路边野餐》如期下片，它并没有成为艺术片的票房奇迹，但其盈利回收比率达到了113%，同时以不卑不亢的姿态打开了许多观众的观影味蕾。
同日，影片导演毕赣与知名策展人单佐龙创办的荡麦影业获得上海市工商局核准，正式成立。
“荡麦”一词，正是《路边野餐》的故事发生地，主人公陈升与前妻重逢的地方。此前，早已有报道指出，荡麦影业完成了由华策影业独家领投的天使轮融资，额度近千万。
“公司并非资本的代名词，资本只是润滑剂，它是一种十分现代化的实现理想的办法。公司是一股当代的力量，影业公司，就是电影史的精修工人。”一个月后，荡麦影业在微博上公布了成立的消息，如此阐释毕赣和荡麦的使命。
手写“一个人和一只狗的漂流记”
毕赣（资料图片）“凯里”在苗语里的意思是“木佬人的田”，1989年，毕赣在这里出生。
《路边野餐》里42分钟的长镜头，像极了毕赣去往外婆家的路。亚热带温和湿润气候孕育了丰茂的植被，分布在这片中山、低山地貌区，童年的步步丈量，在毕赣的视野里生长出空间感。
“小城镇非常有层次，它的地理空间应该被赋予故事，在影院里被人欣赏。这种地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人类活动才产生的，它比你在横店搭个景要漂亮得多，但是我们好像都不太感兴趣似的。”毕赣在受访时曾说。尽管在电影所展现的老旧之外，凯里已经是一个热闹的小城。
毕赣的妈妈开了间理发店，爸爸在市里开出租车，两个人在一起时老打架，后来就离异了。
父亲带着毕赣住在一楼潮湿的平房，常常拿个盆子煮面条给他吃。毕赣时常想起当时外出打工的妈妈，她一年才回来一次，“从小你那么孤单，总一个人，你明显知道时间在那儿。”
在公交只有十几路的凯里，毕赣接触艺术的机会并不多，顶多就是练过画画的基本功，但也没有继续下去，少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书籍是杂志《书城》，但他一直有写作的习惯。
十五六岁时，毕赣开始写诗，喜欢巴列霍、佩索阿和台湾的痖弦。《路边野餐》的原名《惶然录》，就是佩索阿诗集的名字。
“我写过一个人和一只狗的漂流记，手写的，已经找不到了。”
小学到初中，毕赣的爱好是打篮球，他自认为在小团体中类似领袖。高中的时候，身边的同学们开始认真思考将来干什么。在那之前毕赣曾梦想打NBA，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高并没有勾勒出篮球员的影子，毕赣并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
“突然有一天就看到《导盲犬小Q》，才知道有电影这个事情，可以去拍拍电影。”高考选专业时，他选择了去山西传媒学院读编导专业。
三年的大学时光，毕赣主要靠自学钻研电影，专挑学校放映室没人看的艺术电影看，去图书馆学习电影史、美术史。
在那段时间，他看到了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开始几分钟，毕赣觉得实在是很难看，但想到批评的前提是看完，他就坚持每天看几分钟。等到终于看完了，毕赣打算先去食堂吃饭，再来好好展开影评，却在吃饭时，倏然感到被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美学撞击。
“我的电影观就这样被颠覆了。”
曾怀疑自己，无法实现电影的美
《路边野餐》海报大二时，毕赣拿着姑妈给的一万块钱，试着实践自己的学习成果。没有剧本，不会调度，最后出来的素材，一半没有声音，好多镜头穿帮，他很沮丧地认为，自己根本不是拍电影的料。
毕赣非常伤心，暑假没有去电视台实习，而是去了旁海县城的加油站工作。
加油站的晚上，有很多卡车司机过夜，第二天一早又有很多青年骑着摩托来加油，他们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凶神恶煞地喊“加油加油”，毕赣不由产生错觉：“当时我每天想的都是《老虎》的剪辑，我怀疑自己，无法实现电影的美。然后突然在加油站里，每天早上有人喊加油，很梦幻。我当真受到很多鼓舞。”
剪辑阶段，毕赣尝试用诗来组接镜头，以文学性填补了影像上的不足，反而生成了个人风格。这部作品被命名为《老虎》，入选了2011年的南京独立影展。
22岁的他在平均年龄40岁左右的前辈中间，显得格外稚嫩。《老虎》边放时边有人离场，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其中的七八个人都是想看看这个导演为什么拍得那么难看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成为了他的影迷。
2011年毕业以后，毕赣回到了凯里，按照正常轨迹，他需要寻找一份工作。在朋友介绍下，他去了一家广告工作室，“其实老板人不错，但是老对我拍的东西指手画脚，我很烦，就和他吵起来了，然后他就让我滚，我当时走到电梯，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他还在里面喊着，狗屎，他说有才华有个屁用，有才华可以当饭吃吗，我想回答一句，但是电梯门又关了，所以就算了。”
2012年，毕赣和好友梁凯有了打算，毕赣妈妈给了儿子一万块，梁凯的爸爸则把家里的货车卖了，再加上一位师妹，三个人在贵阳偏僻的地点租了个毛坯房，开了一个婚庆工作室，给婚礼拍短片。
“你会看到他们之前还特别正常地聊天，一进场就变得仪式化，很神圣，大家都会哭。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戏剧。而且每一场都是这样，就像复制的。”
拍婚庆的这一年，毕赣拍了一部《金刚经》，那是他在拍《老虎》时的灵感。“我去我姑父家，地上刻了两个字‘老歪’，我问老歪是谁，姑父说老歪是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很早年就死了，他为了纪念这个朋友，就刻在了水泥地上。所以我就加进去老歪这个角色。姑父后来说，老歪要是能看到就好了。我就又拍了个电影《金刚经》。”
一年过去，工作室已经无人问津，家人开始帮助毕赣寻找别的出路。当时，姑妈为他找了一份在客运站的工作，应聘考试后，他想到自己已经24岁，想到《金刚经》为他在香港影展赢得的奖，第二天就逃到了母校所在的太原。
在太原的日子里，毕赣开始酗酒，和大学老师丁建国每天都喝。后来他拿着剧本去北京到处找投资，“这个过程非常消磨人，我没办法找到任何的一笔钱，就这样24岁就这么无情的过去了，我没有拍出我说的最好的电影。我觉得我死心了，于是我回到凯里”。
后来，毕赣差点成为炸山的爆破员，丁建国老师找到他，说愿意自掏腰包让他拍电影，“他说上班没问题，但不能失去热情”。接着毕赣又从妈妈那里借了两万块，承诺“如果28岁没有任何你们看得到的成绩，我就随你们处置吧”。
带着孤注一掷的心情，毕赣开始筹备《惶然录》，一部后来被命名为《路边野餐》的电影。
荡麦，就是自己的节奏
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的影厅里，《路边野餐》的男主角陈永忠第一次流下眼泪。他是毕赣的姑父，也一直是毕赣镜头前的男主角，这一次，他才明白毕赣在做什么。
参加影展之前，《路边野餐》的剪辑师秦亚楠说，她的信用卡欠了6万块。
当年年底，影片在金马奖为毕赣捧回最佳新导演奖，毕赣意气风发地回到凯里，跟朋友们吃饭，“我听到一个朋友向他的新女友介绍我，说我拿过金马奖，我心里很高兴，觉得这下你们终于知道了，然后他接着介绍说，他拍微电影拍得很好。”
与主流市场的触动有限不同，“大师的雏形”、“天才的光环”等业内赞誉纷至沓来侯孝贤在金马后台接受采访时，毕赣正好经过，记者问起对这位后生的评价，他说：“将来了不得。”，《纽约时报》称这部电影充满灵性，精心安排的结构充盈着情感的震颤。
但毕赣却说：“你被时代定义为什么样子，有没有引导时代，有没有被时代抛弃，真的对个体来说，特别地不重要，我每天吃什么饭，我每天去哪儿乘凉，那种感受是最真切的，至于《电影手册》、《纽约时报》怎么写我，真的就高兴几分钟，那几分钟过后，家里面闹矛盾，我心情又不好了。那个事情没有办法让我变得心情好，变得很纯粹，反而是那些令我一头雾水的生活，保持着我的节奏。”
“荡麦，就是自己的节奏。”影业如此自述。
毕赣担任董事长兼CEO，他的合伙人是大学时期就参与策展的单佐龙。“很多人希望我快一点，这个是正常的态度，但是我现在有小孩，真的没办法快起来，我又老拖，所以有了公司以后就自己做决定，有了公司就会有自己的节奏。”
据了解，荡麦成立后的首部长片为《地球最后的夜晚》，计划于今年六月份开拍。其实荡麦的第一个项目，是去年为金马奖拍摄的短片《秘密金鱼》，在影业首发的文案上，有这样一段话：“心甘情愿，继续做好电影。”（阿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