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乘风破浪》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两部电影的宣传期，我和邓超进行了两次“小黑屋”长谈。

　　第一次在光线传媒的大本营，邓超带我离开了那个闷热的采访间，想找个角落席地而坐，在注意到我穿的是短裙后，又贴心地带我去了一个安静的化妆间，没有人打扰我们谈话。在《乘风破浪》首映后，我们第二次见面，时间已近晚上十一点，邓超一坐下就招呼工作人员们回去休息，再次把空间只留给我和他。

　　邓超是个很好的聊天对象，我已经习惯了一个艺人身边带着五六个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人能像邓超一样，主动排除掉谈话空间里的其他干扰。他似乎永远精力充沛，无论是经历了车轮战采访，还是聊到午夜12点半，我都没有从他的语气里找到一丝疲惫。聊到兴起时他会突然站起身，手舞足蹈地比划，那一刻我和他仿佛正处在话剧舞台上，在说戏的过程中他已然入了戏。

　　邓超说他在结婚前喜欢热闹，喜欢交朋友，“以前钱柜一晚上可以包十几个房间，只要我有一个认识的朋友，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朋友。”这的确是他的魅力之一，在第一次采访之后，“和你聊天太愉快了，和你做朋友应该会很开心”这样的想法也蹦入我的脑中。

　　两次见邓超，他给我的感觉并不太一样。

《乘风破浪》邓超剧照。

　　从《乘风破浪》的首映礼直接来到采访间，邓超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西装，在暖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帅气。我在自己的微博上上传了当晚的采访照，影迷们纷纷留言“小哥哥太帅了”！无论是“小哥哥”的称呼，还是颜粉的数量，都让我有点惊讶，在我的认知里，这种款式的留言似乎和“小鲜肉”比较配。两天后，邓超就要迎来自己的38岁生日，尽管他常在节目里调侃自己是“老人家”，但实际上他依旧在赢得年轻粉丝的爱。

　　我在《全世界》宣传期里见到的邓超更像他在真人秀里呈现的样子。一身运动服，反带着鸭舌帽，痞痞的贱贱的，看见沙发上“请勿躺卧”的告示牌，他会故意躺卧，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在采访间隙，邓超站在走廊上一边吃奶酪一边休息，我和友媒的小伙伴径直走进采访间。邓超在门口探了个头：“屋里太闷了，我就站在这，一边吃一边聊吧。”友媒记者对邓超的突然出现十分惊讶：“啊，我刚才都没认出你，还以为是个民工！”

　　面对这样的调侃，邓超并不在意：“民工很好啊，不能歧视民工啊！”后来他跟我说，有一次在街头看到一个拖板车的民工，在暴雨天里无处躲，他非常难过。有时候看见拖着小车流浪的老人家，也会让他心情沉重。“我很感性”，邓超给自己的性格下了一个注解。

　　在两次见面中，我尝试着理解邓超这个人，但正如他在综艺节目里和电影中呈现的分裂感，正如他在《烈日灼心》和《恶棍天使》里的截然不同，真实的邓超其实就是个捉摸不定的水瓶座。我不想给他贴上性格标签，怕造成误读。但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脑子里不时叮地一声响，“我和超哥在这里是一样的”！我找到了共鸣，也似乎找到了理解他的密码。

　　他会毒舌调侃杨洋：“弟弟，你这空气刘海像铁板一样，你不能奔跑啊，你要是跑起来，你这个脸该怎么办呢？”他也会为张天爱和剧组工作人员的高原反应而哭。他是心很大与心思细腻的矛盾体。

　　邓超很少在采访中给自己下定义，但他选择了“仪式感很强”这几个字来形容自己。“比如说，我今天可能第一次进中戏的第16排练场，我就在墙上某个谁也察觉不到的角落，在也不破坏的情况下抠半天，写上几月几号，最后一天离开排练场要回家，再找一个地方写上。”我太能理解这个习惯了，我告诉他我第一天进大学和毕业后第一次重回母校，都和学校创始人的蜡像合了影。采访的最后，我拿出了第一次见面时我跟超哥的合影，超哥主动在照片上写下“今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格外有意义，谢谢你！”两个仪式感都很强的人在此达成了一种默契。

　　我又问邓超是不是一个怀旧的人，并且跟他分享了我的收藏癖。超哥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我每张机票都留着，原来我还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城市就在机票上面写句话，我去干什么，今天心情怎么样。我是一个记性不好的人，但我又太爱生活了，我特别念旧，有时候突然一个瞬间会让我想起很多事情，比如当时黄瓜掰开的香味、糖拌西红柿的香味、白开水的香味，我经常说现在没有那个香味了。”

　　上大学的时候，邓超还会用挂历纸把写字台的柜子包上，在上面也留下很多心情笔记，比如“排练不开心”“没钱了”“哭了”“很失落”，他还给父母姐姐寄了很多信。但今年孙俪送给他一本本子，让他纪录生活，邓超却表示比起有计划的记录，他更喜欢随性而为。

　　在第二次采访时，邓超接到了孙俪的来电。“老婆，你先睡吧，我在采访，等下就不给你打电话了”，挂了电话后，邓超告诉我，以前他喜欢应酬喜欢热闹，但现在他更喜欢呆在家里，“我们是尽可能保证家里有一个家长在，这样每天能看见孩子，哪怕他们睡着了，在他们边上放个小玩具，他们也知道你回来了，那个很重要。”

　　这些年来，邓超变了很多，比如从应酬到居家，比如从一个逃学打架的“坏孩子”成为中戏高材生再到100亿影帝，比如从拒绝微博、综艺到变成这两个领域的达人。我很难想象邓超的下一次变化，但我相信有些性格因子已经深植在他的心中。

　　曾经，他是躺在草坪上天马行空幻想的孩子。现在，他也常常幻想自己是个外星人，水瓶星的。如今回忆起少年时代的经历，邓超都忍不住拍大腿道：“太传奇了！”那么，就让我们和邓超一起乘风破浪穿越回九十年代，听他亲述当年的故事，去理解这个水瓶星人。

“1993年我在舞厅跳舞，一个月挣几千块钱”

《乘风破浪》邓超剧照。

　　在没有拍《乘风破浪》之前，我问天问过无数回，我是不是能穿越回去，我是不是能进入一个不醒来的梦。

　　我爸爸去世的早，我常常梦见他，我不想醒来，想跟他多待一会儿。哪怕让我回去当个监视器，或者挂在墙上不说话也可以。我无数次地哭，我有时候在片场哭得停不住，比如最后那场喊妈咪的戏，这部戏就是我送给爸爸的一个礼物。

　　我爸爸对我蛮严厉的，但从没打过我。读初中的时候，隔壁班一个跟我很要好的同学被欺负了，是别人先欺负的他，我们就去找那个欺负他的人，然后我们受到了处分。从那时我就开始辍学，我跟爸爸说不想再念书了，我很委屈，我觉得处罚不公正。那个时候家长怎么会听孩子说的这种话，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爸说了一句“好，我们转学”。

　　当时好感动，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不容易，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支持，是在那样的一个境况下被支持。我记得他当时跟老师说：我觉得你们不尊重我的孩子，也不尊重基本的判法，所以这个书不读也可。

　　小学的时候我是大家眼中的好学生，成绩非常好，绝对是学霸。发生了这件事后，我又转了学，就开始了叛逆生涯。我觉得自己是转学生，大家对我有敌意，我那时候开始喜欢舞蹈、染头发、打耳钉、穿奇装异服，就被指指点点。但是越指指点点，我就越要不一样，像是一种抗争一样。我那时天天出去打架，但是不欺负人。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古惑仔》的电影还没出来，但生活就是那样，几个人在租房子住，然后打架，喝酒，挣钱。

　　我的父母当然不会那么理解我，我妈是最反对我不循规蹈矩的，她觉得我在该读书的时候不读书。我爸就找我促膝长谈。93年的时候我在舞厅跳舞，或者去江西的各个地方巡演。我们那时候搞了一个类似公司的团队，帮人家经营迪斯科，把店搞活了我们就走。那时候一个月挣几千块钱，用光再挣，一群朋友拜把子，就像《乘风破浪》里的正太帮一样。

邓超早年晒出的童年照（资料图片）

　　我离家出走也是因为这些事情，观点不同嘛，我觉得为什么要读下去。父母说，那你能跳多少年？我说不管跳多少年，我现在很好啊，那时候毕竟还是15岁的小孩子，不懂事嘛。

　　离家出走去了广东，突然有一天我看到电梯底下有一个很熟悉的背影，是我爸我妈，他们说回去好好聊一聊吧，我就默默地跟他们回去了。那是一段非常温暖的时光，小孩子总想生活有些波澜，会觉得这样战胜了父母是一种温暖。其实后来想想，真没什么道理，这是很蠢的一个事儿。但是也很感谢他们，让我回江西去考艺校，虽然我当时不懂，也不喜欢搞艺术，只是想在舞厅跳舞。

　　他们让我去学美术，好吧，我就学了三个月。去考试那天，车还抛锚了，我就一路拖着个画架子，看到大家对我指指点点。那时候1995年，在江西南昌，我弄了个红的绿的长发，戴耳钉，破裤子，网状的毛衣，刘海长得看不见眼睛。

　　后来有人说，你这个身高还不错，那时候死马当活马医，去考了声台形表，念了一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都背不下来。然后唱四大天王，开始乱扭，人家都是唱美声跳民族，我其实就是想把这个考试弄砸了。后来有个老师说这孩子谁啊？我说我没惹事啊。这个老师说：这孩子如果文考能过，我们要定，我就这样去的艺校。

　　虽然我想把考学校这件事搞砸，但其实我内心也是知道父母是为我好。那时候我也开始恐慌了，他们看到我的未来，和我看不到我的未来突然成了统一的。我好像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当然我自己也有一种踏实感。

“特别想当一个大人物，可惜根本不是”

邓超对话新浪娱乐。

　　在进入艺校之前，我就是南昌的名人了。

　　12、13岁的时候我去歌舞厅，觉得跳舞的肢体很好看，就说哥哥姐姐我想跟你们学跳舞，他们看我小屁孩一个就同意了。后来我就站上了那个舞台，取代了他们。那时候在南昌很多人都认识我，还在桌上刻我的名字。

　　因为很出名，所以进艺校的时候就会有女生给我点歌，“欢迎邓超来江西艺校就读，希望他好好的棒棒的哦”。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那时候还会被欺负。我小学的时候是好学生，也会遇到这种事，比如出门就被抢了，抢我的弹珠、皮带、画片、小人书。小时候我就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强大起来，什么时候能不怕他们，什么时候他们能不抢我。

　　我在学校比较独特，最开始我跟班里同学也一个多月没说过话，我就拿个包，回寝室睡觉，睡完觉拿包走。我觉得自己可能成熟一点，我在社会上确实待过，就感觉他们都比较幼小。之前的经历也告诉我，必须得装出老虎一样的样子。

《烈日灼心》邓超剧照。

　　不过，也是在艺校，我遇到了我人生中最好最好的老师，像天使一样的邓老师，和我同姓，后来我叫他干爸。当年所有老师对我都是绕道而行，就说那孩子是社会上的人，说到这句话我妈就受不了，她说你可以说我孩子不好，但我儿子不是社会上的人。但是邓老师对每个同学都一样，他真的是很单纯，他很爱孩子们。

　　只有邓老师会鼓励我，他说，超，你真的条件不错，你不要那么皮了，你学学表演。我说表演太无聊了，表演是什么？我那时候收到的艺术信息很匮乏，在学校又是睡觉逃课，打抱不平，没有想过未来要做什么。

　　那时挺迷盲的，而且越年轻，越看不到明天，更别说展望未来了。我们就像韩寒写的那句台词：“都是小人物，也别说什么大话”，就是那样，特别想当一个大人物，或者装成一个大人物，可惜根本不是。

“进中戏就像狗屎运顶在头上，又像受宠若惊的小朋友”

邓超对话新浪娱乐。

　　后来我看到大家都在学校开介绍信，才知道去北京考试还要开这个。他们给我也开了一张，我说开了也是白开。家里劝我去北京考试，我也觉得是不可能的。我当时答应来北京，其实主要是来玩儿的，想看看长城、紫禁城、十三陵。我记得和我爸去香山的时候，他让我抱一下佛脚，那是真正的临时抱佛脚啊。

　　到北京最开心的事就是吃，突然间胃口都变成北京的了，我去王府井吃了大肉串、爆肚、炒肝、炸酱面。还有老虎菜是我第一次看见，忽然间一个特别陌生的味道印到了我的脑中，我爸也是，一个中年男人突然间改变胃口，回去自己还钻研开始做老虎菜。

　　我爸我哥我姐陪我去北京，就住在鼓楼的地下室里，考了电影学院和中戏。每次考完之后去看榜我都不去，我跟我爸说你疯了吗，怎么可能有我！当时内心里真的也完全没有期待，那时候我是非常自卑的，因为在艺校的时候我就觉得谁都比我强，而且似乎所有人对我都是放弃状。

　　但是我爸就蒙我，他说“你看有喜鹊，肯定有好事”！后来我才知道北京那个季节到处都是喜鹊。他是学哲学的，还这么唯心主义，但我就这样每次都被他骗去看榜，一试二试三试，两个学校都有我。

　　中戏三试之后有一个谈话，高景文老师问我高考文化课能拿多少分，我说不知道。老师都惊了，他说你知道吗邓超，你是全部考生里唯一一个说不知道大概考多少分的，你就说能考一个高分也行啊。我说真不知道啊，因为我成绩很差嘛。后来我才知道，有希望的考生才会被这样问，意思就是你要好好考试。

《全世界》邓超剧照。

　　考上中戏就像做梦一样，第一年也像在梦里。我就算再傻、学习再不好，我也知道我进了什么样的学校，是有多难，好像那个狗屎运是顶在头上了。但是又像一个受宠若惊的小朋友，因为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技能，怎么会招到我？第一年我是惶恐，夜不能寐，但是又觉得自己好像比同学们更成熟一点，那时候大家都去蹦迪，我都不去的，我说哥都玩过了，当时就是这种心态。

　　大一的时候我受到了很多打击，当时排的小品自以为很棒，但是老师们都评价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耍大刀吗？我很受伤，但是我觉得老师说的是对的，自己做的练习很多，好像有很多作品，汇报的时候这个也找你，那个也找你，但是其实根本没有打开那扇表演的门。哪怕老师的那把钥匙已经插进锁孔了，但是门就是没打开，因为那个门是双向的，就是教书和学习的两个过程嘛。

　　所以当时我还是不喜欢表演，但是我又进了这么厉害的学校，在老家一说，哇，邓超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而且我们家四个孩子，哥哥姐姐的成绩都比我好不知道多少倍，我是成绩最不好的，但我考上了一个最值得说的大学。

邓超早年照片（资料图片）

　　大概是在大二的时候，我才开始喜欢上表演。因为我受到了一次表扬，这对我太重要了。那是排练《霸王别姬》，把电影浓缩成一个节目，我演程蝶衣。我记得也是高景文老师着重表扬了我，从形式、表演、认真程度上都夸了我，那时候太开心了。

　　正好1998年世界戏剧节在北京开，我是被熏陶了，是这个城市的魅力，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魅力。我记得那年正在建平安大街，到处都是水泥大管子，所以我在《恶棍天使》里放了那么多大水管，那是我大学生活的记忆。

“选戏的标准就是逼死自己，可能我比较变态”

邓超对话新浪娱乐。

　　我现在真的爱表演，爱死表演了。

　　我很敬畏故事里的每个生命个体，阿浪、陈末、刘轩、辛小丰他们都在我心里住下了。我总觉得他们给予了我很多，他们源源不断地给予我能量。 别人经常问我选戏的标准是什么？我说，选择的标准就是逼死自己，可能我比较变态，也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把事情做好，演每部戏，我就要进入那个容器。

　　拍《乘风破浪》，我遇到了拍戏至今记忆最深的杀青镜头。真的是永生难忘，一度想跳车，不想拍那个镜头了。当时韩寒坐在副驾驶上，他的腿跨过来，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下面，把车发动的同时又要躲镜头，做出空车的效果。我被绑着手，从后座钻到前面，替换他的脚。因为是老式车，我还要踩离合器、踩刹车，要换挡，还要解手上的绳子，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是在路上开。但是拍完了，就一个词，完美，我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比如《美人鱼》，刘轩的世界里是真的看到美人鱼，那也是很变态的。我又没有见过美人鱼，哪有美人鱼啊！所以那个表演不是一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因为没有那样的境遇，没有参照。那我就去查外星人，去网上、discovery里看那些人描述他们见到外星人。演完那部戏，我总觉得我会见到真正的美人鱼。

　　接了《烈日灼心》之后，我是夜不能寐的。小说里形容辛小丰“像一把风吹发断的快刀”，他还是gay，我要去跟同志一起生活，我要去实习当协警。我跟剧组也不说话，我每天就是特别不开心，我跟谁都不开心，我自己躲在角落里。我跟那个剧组合作三次了，他们都说超哥变了，全组人都觉得我耍大牌，因为我不跟大家说话。其实我是怕那个气跑了，我怕hold不住辛小丰，我都不敢出门，不敢去辛小丰吃不起的地方去吃饭。

　　拍完《烈日灼心》我就得了幽闭恐惧，原来我没有，我还嘲笑过陈可辛导演，《中国合伙人》跑路演的时候，一上电梯他就开始出汗，深呼吸，我说不至于那么严重啊，后来我就变成这样。前两天我去看膝盖，想做核磁共振，但我都进不去。还有一次我带女儿去香港的嘉年华，有一种小孩子坐的大飞盘，安全带卡下来很紧，我当时也崩溃了，但我必须抱着她，为了小花的幸福，我也是出了一身大汗。

　　每一部戏对我而言都是一段很美好的旅程，每一部戏我都满意也很感恩。比如说《画壁》，那是我的第一部大电影，感谢陈嘉上导演和光线当年那么敢用我。我记得当时在片场，坐在施魔法的台阶上，王长田和李小平问我要不要当导演。我对电影充满了敬畏，包括俪俪那时候也拍过《霍元甲》，在电影上她就像我的前辈一样。所以当时就感觉当导演是天方夜谭。

“我经常幻想，我是一个外星人，水瓶星的”

邓超对话新浪娱乐。

　　我是个没什么规划性的人，现在也是，我活的真的很随性。

　　今年我太太给我的新年礼物是一本本子，她说你把一些东西记下来，然后一件件去做。她是个很有规划性的人，有好几个本子，家庭的本子，自己的本子，工作的本子。虽然工作安排都有人帮她弄好，但那样她自己觉得保险，而且她还当过兵，所以计划性特别强。拿到那个本子后，我就前几天记了点，其实我是一个很爱记的人，但是我太随性了。

　　我觉得人要开心，要自由，我发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比较早。

　　小时候我常常躺在草坪上，我还记得当时夏天的温度，草地的香气，黄瓜掰开的香味，现在都没有这个味道了。我当时就会想，死亡是什么？生命个体是什么？我以后是什么样？都说女朋友、老婆，老婆是什么样？以后我有什么样的工作？我很小的时候还问我爸，为什么盘子叫盘子，不叫碗？为什么碗叫碗，不叫盘子？我让爸爸停顿了一下，他跟我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哲学是什么。我真的是个蛮天马行空的孩子。

　　我也经常幻想，我是一个外星人，可能是水瓶星的。我希望看到奇迹，我也会问很多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没有什么幻象？ 谁会飞？当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客观的时候，就会对一切提问。当生命悲伤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会去找答案，但很多时候就是找不到答案，比如我父亲去世，这种悲伤的事是没有答案的。好痛啊，但是这个痛是无法解决的。幸福、家庭圆满和痛是两码事，痛就是痛，孤独就是孤独。

　　我当然现在很幸福很好，但就是因为我珍惜，所以才会这么极端，才会这么想去拥抱世界，才会想多弄一点开心的事情。

　　有时候我喝点酒或者难受的时候，我也想发微博，但后来还是觉得应该给大家带来快乐。虽然人家说“一家四口邓超最丑”，虽然人家说“你神经病啊智障啊，天桥贴膜的”， 但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善意的表达。

　　我现在发微博蛮认真的，就像做一部电影一样，有的时候觉得今天手好痒好想发，但是想半天不知道发什么，可能就存在草稿箱，后来就不发了。

　　我是很认真地在面对我的网友们。我玩微博比较晚，我开始完全不玩，就像我做综艺一样，这两件事曾经都是打死我也不会做的。我记得原来和华仔一起去新浪的演播室做采访的时候，我还说我不开微博，后来别人说，你在新浪呢，给点面子。现在我自己打脸了，你可以找出那个视频打我脸，多有意思。

　　后来也是为了宣传《分手大师》被逼开了微博，结果发现真的好玩儿，跟大家耍耍贫嘴，犯个贱，我觉得这个天地很有意思，就像人生一样很精彩，我可以在微博里找到很多族群，你跟他们这儿聊聊，再到另一个房间敲一下门，聊两句跑了，其实也可以获取很多创作的土壤，也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心态、很多人的样子。

　　其实我做任何东西，微博也好，电影也好，真人秀也好，超剧场也好，本质上都是骨肉相连的，让大家能有一个地方抱团，一起取取暖。

　　（杨晋亚/文 王博/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