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吃的爱》上映11天，内地票房仅2648万，加上台湾的1000多万票房，总体已经很难越过影片的成本线5656万，从生意的角度来看，蔡康永的导演处女作是赔本的。

　　“这就是人生，我也不是电影史上第一个赔钱的人，也只能这样，难不成我要去死吗？”蔡康永在台北首场谢票活动上说，让听到的人都想同他一道苦笑。

　　专访那天，蔡康永以我的名称呼我，那是他的工作人员预先做好的功课，也是团队对待采访的多年习惯。坐下来后，他摊开手掌，想帮我把录音笔放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坐在这位台湾头号主持人面前，我全然没有严阵以待的感觉。面对工作人员的躁动，他还从容地讲了那些在内地主流舆论里敏感的性取向话题。

　　采访他之前，我做的额外功课，是把许多大导演和名作的台湾译名与内地译名对应好，但采访完才发现，他说的是库布里克不是库柏力克，是戛纳而不是坎城。

　　蔡康永显然是一个懂得匹配环境的人，它看起来是本能，并非世故。它首先来源于名门家庭生活的耳濡目染，很小的时候，蔡康永就知道打牌和应酬是两回事；孩提时代就登台表演，惨绿少年时代是所有人眼中的优等生，蔡康永的生活确也有了舞台的性质，很早明白每个人有他的角色；大学教育阶段，好莱坞务实的电影评价标准，又令面向观众的商业法则在他的电影观里根深蒂固。

　　但也正是这种本能，让蔡康永惯于做一个好人，即使是在统筹全局的导演之位上。

蔡康永与小S在台湾谢票

　　他不想以“蔡康永导演处女作”为噱头，甚至并不想在成片中加上“蔡康永导演作品”的字幕，这使得他的回归电影圈，更像是一种共襄盛举的顺势而为；他满心装载观众，愿意多次为观众而调整，但又始终有“梦中梦”的表达抱负，退步与抱负之间，有一种衔接上的缺憾，给影片带来的直接观感是尴尬的；他甚至不大愿意去麻烦自己的女主角们，总是预先为她们规避掉麻烦，可麻烦、困难就是比温存、顺利更常见的存在啊······

　　《吃吃的爱》成为了蔡康永人生中少见的失败，他似乎以足够从容的态度面对了它，而舆论对他的失败也足够宽容。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因此难过，会因此而难过多久。我只知道，那次上映前的采访中，他设想了这部电影之后可能走上的两条导演路。

　　然而，在那场谢票活动上，蔡康永却说，短期之内，他不会再当导演了。

进取的人生

　　蔡康永在包围着他的人群中，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缝隙，向我们挥手，告别《吃吃的爱》在北京的最后一个通告日，他飞回了台湾。

　　第二天，台湾地区传来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消息，台北媒体把这个消息告诉正在路演的蔡康永，那一刻他难掩惊喜之情，回头对男主角金世佳说：“你居然跟我们一起参与了历史的一刻。”

蔡康永与金世佳在台参与历史性的一刻

　　蔡康永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

　　我相信优秀是一种本能，但仍试图为他的锐意进取，找到一些缘由。我问他是否如小S所说，17岁就已经出柜？我又问他，有这么一种说法，同性恋者在潜意识层面知道自己无法繁殖后，在创作上会更进取，因为希望以作品的形式留在世上，你同意吗？

　　这时，宣传团队已经开始躁动，蔡康永依然笑得温柔，用一种“不要听小S乱讲”的语气回答：“17岁真的是不太可能啦。”

　　“17岁这样做的话，是要面临很大的压力的。”蔡康永又认真起来，他的高中时代在一所类似英国贵族寄宿型的学校里度过，“那类学校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种很暧昧的态度在，他们全校都是男生，学校里的气氛跟外面不太一样，所以说17出柜这件事虽然不是真的，可是当时的确感觉不到外面社会的压力。”

　　这种压力，在蔡康永走出寄宿高中的城堡后，一直没有卸下。“我妈妈很早就过世，我父亲在的时候，没有，没有所谓的出柜这件事。”

　　2000年，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去世。2001年，李敖访问蔡康永时，问道：“你是gay吗？”蔡康永坦然承认。

　　之后，蔡康永便成为台湾娱乐新闻的焦点人物，在华人社会，作为公众人物的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我后来也不太鼓励别人这样做，我说你要照你自己的人生决定，你不能够因为我度过这样的时光，就认为你可以，因为当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一定有办法处理。“

　　至于“无法繁殖因而更热爱创作”之说，他说，鼓吹这样的想法，是很危险的。“那些不做创作的同志要怎么办，对不对，他还是没有办法留下作品，你不能用这种想法去伤害他们说，他们既无法留下血脉，也无法留下作品。所以这个想法要谨慎的使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我有朋友，一对异性恋夫妻养了很多小孩，到最后觉得很不值得。倒不是小孩不孝顺或者不听话，而是觉得累死了，就是人生最精华的岁月的很多时间都来培育小孩，所以有的母亲是真的跟我讲说，早知道人生都会花费在这个事情上，她可能宁愿不要养。”

　　蔡康永为自己进取的人生给出了另一个原因。

蔡康永的父亲与母亲

改变蔡康永家庭命运的太平轮

　　父亲蔡天铎是“太平轮”的拥有者，来到台湾后，是岛内有名的大律师，蔡氏一家被称为“最后的贵族”。但出生时，父亲已经五十岁，蔡康永很清楚，“我呢，是绝对没赶上最后一批的，我是‘最后’又过了很久以后，才出现的。”

　　这种“最后”又过了很久以后的家族氛围，仍然对蔡康永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直接的来自于大家长蔡天铎。

　　蔡天铎是上海人，他坚持家里的玄关一定要够大够气派，用最好的材料，因为客人来了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蔡天铎喜欢疯狂地买书，“我爸爸那时候的书房很好笑，他设计了好几面书橱，只要他买的书够把这几面书橱放得漂漂亮亮就完工了，就不用再买书。”

　　在台北的中华路国军文艺中心看戏，蔡天铎必须买到第一排的座位，那是达官贵人之间“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留在台湾的老兵最后的“战场”。蔡康永总是坐在父亲的身旁。

小时候的蔡康永

　　后来，蔡康永成为小小的京剧演员。他记得那年表演《四郎探母》，随着鼓点越来越密集，蔡康永以武生造型铿锵亮相，台下的老兵爆发出响彻会馆的叫好之声，在这个社交场里，坐在第一排的蔡天铎，望着台上的小儿子，显露出满意的神色。

　　“大概是家里太多书，以及在京剧舞台上的“虚荣”，让我觉得，被听见和被看见是一种成就。”这是蔡康永的自我总结。

向通俗靠拢

　　写《吃吃的爱》的剧本，花了蔡康永很长的时间。长到小S都会怀疑，电影是不是不了了之了。

　　那时候蔡康永着迷于日本女作家宫部美雪，她喜欢把笔下的每个人物都写得很详细，写命案，连命案现场隔壁小店里的老头子她也写一下，“你会觉得她对众生都有感情”。于是蔡康永写那些在电视圈受打压的小明星往上爬的过程，每个角色都有它的讯息在，洋洋洒洒地，蔡康永写下了厚厚的一版剧本。

　　制片人拿到后，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按你这个场次，最后就是部6小时的电影，不可能拍了。”

　　蔡康永有点不舍，“好不容易构建起来的一个人物，在90分钟内就匆匆告别，实在是挺挥霍的”，可又觉得制片人说得有道理，他想起大学教育曾经教会他的商业电影法则，那所坐落在美国好莱坞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告诉他，商业电影时长以90分钟为最佳，因为要考虑到观众的注意力集中程度。

金世佳、小S、林志玲

　　“这当然犯了故事推进的大忌，就是你很不专心，因为你东写一个人物，西写一个人物，最后剧本就变得很庞杂。”这样想着，蔡康永说服了自己。于是，蔡康永狠心请了另一位编剧加入，以他人之手砍掉了当中的枝节，让情节可以爽快地推进。

　　可是，他又有点不甘心。

　　蔡康永想起在中学时，一位高中同学为他打开了欧洲艺术片的大门，让他看到了黑泽明、费里尼、伯格曼的电影， “那时候惊为天人，这些人太有种了。在惨绿少年时期，所感受到那种人生很空虚，很荒谬，世界很令人愤怒这些感觉，你在那些商业电影看不到，你在这些文艺片里能看到。所以就觉得艺术片的导演才说中了我的心声。”

　　蔡康永不能忍受一条单线的家庭通俗剧就这么下去，他决定开开脑洞，于是另开一条平行时空来与现实交错进行。

　　拿到这版剧本后，小S和姐妹淘预先看了一遍，范玮琪和阿雅说，她们完全看不懂这个故事，也不知道电影出来会是什么样子。蔡康永意识到，这个刚建立起来的平行时空，在阅读和理解上有困难，后来在拍摄时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他又想到了观众。他认为观众其实只有力气跟随一个时空的主角，如果坚持要平行时空，两条线，一定要分主次。“所以即使我还是拍了两个人物都有各自的情感生活，可是最后剪的时候就只好把太空餐厅里那些感情戏都剪掉，变成一个很抽象的、写意的呈现。”

　　到了剪辑阶段，蔡康永第一次知道剪辑师的力量有多大。“你把素材交给他以后，他有一段时间是不跟你沟通的，他根据素材剪了一个他觉得似乎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见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没有按剧本剪，我当然是有惊吓，也有惊喜。”

　　蔡康永去问剪辑师为什么会这样剪，“他就告诉我，你不可以让这场戏抢掉前面那场戏”。蔡康永拍了一个感人的镜头，剪辑师说，可能这个镜头放在这里让观众落泪，等一下就哭不出来了。

　　他们总是用观众来说服蔡康永。就像在电视圈里，王伟忠也曾”敬告“蔡康永不要再做文艺而不热闹的节目，收视率证明，制片人是对的。

　　蔡康永总是相信通俗的感染力，从小时候台下老兵的叫好声，再到大学给他的商业电影教育都是这样告诉他的。

　　他何尝不曾进入过艺术片繁盛时期的电影圈啊。

　　蔡康永参加第一个剧本工作是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他与原著《谪仙记》的作者白先勇在美国修改剧本。

谢晋导演《最后的贵族》

　　那是1989年，侯孝贤凭借《悲情城市》捧回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后来的1991年，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拿到东京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1993年，侯孝贤的《戏梦人生》又摘得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奖，李安则以《喜宴》为台湾带来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但在蔡康永看来，那种国际奖项上的繁荣是属于手工业的繁荣，它始终没有形成工业规模。“应该是有台湾的生活被台湾以外的人看见了的快乐，可是那些电影的票房并不理想，它没有在台湾引起市场的认同。”

　　“对，那是有侯孝贤和杨德昌的时代，但你看到这些人是不快乐的，整个社会对他们很冷漠，媒体对他们也并不一定友善，因为他们代表着新的力量，而旧的商业力量感觉到自己是被威胁的，所以有新旧两代的搏斗，整个气氛还是低气压的。”

　　“当时电影圈气氛也不愉快，很多什么尾款拖欠之类的事情发生，听起来不像一个健全的行业。”

　　那时候蔡康永的老板很想靠拍电影拿奖，就找来了香港的导演许鞍华、关锦鹏，蔡康永便时常有跟他们相处的机会。有时许鞍华、关锦鹏会找侯孝贤聊天，蔡康永就在一旁。听到侯孝贤说构想，可这些构想多少年都完成不了，蔡康永觉得特别沮丧：“他们电影圈的人聊一个案子，聊三五年都没有效果，我觉得太慢了，觉得我的青春这样耗费下去没有道理。”

翻书触电王

　　后来，蔡康永受张小燕提携，借由影评节目打入电视圈。

　　“电视是个更不友善的环境，你只要敢搞艺术，一个礼拜就让你节目停掉。”但蔡康永说，还好他天生就爱通俗、娱乐。

　　离开的日子里，蔡康永一路都在观察电影圈有什么不一样。有一天，蔡康永看了一个六分钟的视频，叫《电影史上最了不起的100个镜头》。从默片时期的卓别林往后的镜头，他都完全认得出，到了现代的时候，突然就冒出了《钢铁侠》、《蜘蛛侠》的画面。

　　“这个认知标准让我很诧异。我当时就想说，好莱坞恐怕也是这样吧，它越来越繁荣、钱越来越多的同时，只留下了越来越小的空间给那些不鸟市场的人。”

　　“我觉得，电影已经失去它神的地位了，它现在就是一个被消费的商品。”

安全的范围

　　一天，蔡康永如常录制完《奇葩说》，另一名主持人高晓松说要去找乐视影业CEO张昭谈一个项目，当时吴宇森执导的《太平轮》由乐视影业主控，张昭知道蔡康永与“太平轮”的渊源，所以想找蔡康永。于是三人一起碰了面。

　　彼时，《太平轮》是乐视头牌电影项目，它投资巨大，群星云集，由华人导演中的佼佼者吴宇森执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

　　张昭热情地说，他是美国另一所电影名校纽约大学的毕业硕士，与蔡康永有着相似的经历，两人聊起在异国他乡组织同学、找钱拍片的时光，颇有共鸣，张昭便向蔡康永发出了拍一部电影的邀约。

　　六千万的成本，张昭说。在当时新导演纷纷跻身十亿俱乐部的电影市场，收回成本似乎并不难，蔡康永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数字。

　　况且这部导演处女作还有四家投资方共担，曾制作《军中乐园》的原子映像成为实际制作方，并有投资，另一家投资方凯擘公司则主要负责发行。除了这三家，投资方还有蔡康永在台湾的经纪公司海滩娱乐，这家公司的老板娘是演员曾恺玹，她不仅是该片出品人，还参与出演。

《吃吃的爱》汇聚的不只是小S、林志玲，还有一众“康熙”和“奇葩说”的艺人们

　　蔡康永环顾四周，发现手上有小S、林志玲，有《康熙来了》的艺人们，有《奇葩说》的朋友们，于是他决定把这些兜在一起，“纪念此时此刻的我的生存状态“。

　　我问蔡康永，有没有意识到，无论是合作方、题材和演员，他都下意识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题材跟人都是我能够掌握的，这很重要。”蔡康永承认，他曾经试过想挑战，比如去找韩国或者日本的摄影师，但制片人劝他，类似的工作团队沟通是很麻烦的，希望蔡康永郑重考虑需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

　　蔡康永选择安全的范围，同时也周到地考虑合作者的安全感。

　　与林志玲认识十多年、共同主持过三十多期节目，蔡康永仍觉得，邀请林志玲加入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是在为难她，“以她的工作时间分配，以她的地位，其实不大可能再演一个场次比较少的女角。”

　　到了片场，蔡康永对林志玲的表现总是满意，有时林志玲都忍不住对蔡康永说，如果觉得不够好，一定要告诉她，不需要客气。

　　《吃吃的爱》有一场小S与谢依霖的牛奶池摔跤比赛，拍摄前，服装师拿了摔跤服进来，蔡康永皱了皱眉头：“S会不会觉得不好看？”于是他让服装师拿了另一套比较好看、可是并不是摔跤服的衣服。小S在首映礼上谈起这件事，还是有点难以理解：“这有什么关系呢？摔跤不穿摔跤服穿什么呢？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穿呢？”

　　采访中，蔡康永展望了《吃吃的爱》之后的计划，他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更任性，把预算降到更低，是《吃吃的爱》的1/10或者1/100，享受粗糙的制作过程，“但收入就和小S办千人演唱会一样，根本不构成产业规模，在你的财产比例里是不值得做的。所以除了自爽，除了向自己证明自己，跟向世界证明自己，此事没有做的必要。”

　　另一条路，是一个比《吃吃的爱》更贵的电影，承担的商业压力更大，要不要做呢？蔡康永用圆珠笔托住下巴思考着。

　　“我目前想来，两条路都不妥，我要拍剧集。”

　　蔡康永已经有拍网剧的计划，在重复说话的宣传期过后，他想要找编剧来聊一个十二集的剧集，“可以把故事铺展得舒服一点，不要压缩在90分钟里，因为我觉得创造一个人物很珍贵，90分钟就让它告别，实在挺挥霍的。”

　　我忍不住对他表达所想：“拍更贵更大且成功的电影，你可能需要成为一个‘暴君’，比如詹姆斯·卡梅隆，比如王家卫。”

　　蔡康永点点头，他说他采访过王家卫，“我很敬佩，但我没有向往那样，所有人拿生命跟他耗。他讲到他不管哪一部电影，去那个国家逛很多个月，带大家东晃西晃，体会当地的生活气氛，找景。我不知道他是否乐在其中，当他的家人在生活、孩子在长大的时候，他就在晃。整个剧组最后拍出来的东西，丰富到足够他另外剪三部电影，那是他选择的生活，不是我。”

　　“我看过暴君戏，但我好像做不到那个样子，为了完成自己的电影，浪费人家生命的几率很高啊。” 蔡康永抿了抿嘴，“嗯，但是这个提醒我会放在心上，没有必要再把自己卷入一个更大的漩涡之中了。”（阿辉/文 王博/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