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军的规矩:端谁的饭碗听谁的话
- 这是朱军第一次以嘉宾的身份参加非央视出品的综艺节目。他和杨钰莹、李偲松、谭维维一起以音乐老师的身份,辅导孩子学唱经典歌曲。与其他三位音乐行业出身的嘉宾相比,朱军确实有些“违和”。
在《音乐大师课》第三季发布会上,主持人故作神秘地宣布:“相信大家看到这一季的几位老师,可能会有点奇怪。”坐在台下的朱军闻言笑着对身旁的人说,“最奇怪的可能就是我。”
这是朱军第一次以嘉宾的身份参加非央视出品的综艺节目。他和杨钰莹、李偲菘、谭维维一起以音乐老师的身份,辅导孩子学唱经典歌曲。与其他三位音乐行业出身的嘉宾相比,朱军确实有些“违和”。
因为在主流平台央视作当家主持而被人熟知,先后主持春晚已经21年,却来一档音乐节目当“老师”?朱军知道外界对他的好奇,“像我这种动不动就把人弄哭了的主持人,一个经常出现在春晚的主持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还会拿“哭”来打趣自己,“谁也别跟我提哭这件事,在我这里哭的人多了,见我的人基本上都会哭。”他主持的访谈类节目《艺术人生》就是以煽情而出名。
但在《大师课》的舞台上,朱军还是没忍住,哭了。他也因为说过“绝不刷碗”的言论而被舆论质疑太直男癌,但更多的时候,他唱流行歌、扮济公……尝试着各种有别于过往的新鲜花样。
这大概是一个长久以来代表主流、严肃的央视主持人,在娱乐新时代中的适应、转变和坚持。
朱军“爸爸”
就连朱军在节目中带班的小朋友都会指着他发问:你不是主持人吗?为什么会来音乐大师课?
正经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他喜欢孩子,一个则是因为节目录制就在北京,播出平台北京卫视就在家门口。加上他被这档节目中孩子们的演唱感动到流泪,于是决定出演第三季。
53岁的朱军在节目中的角色定位是“爸爸”,他和小孩子们相处得不错。节目录制间隙,偶尔会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和他合影,他也不拒绝。
尽管是一档音乐综艺节目,但朱军还是哭了,在某期节目中一位留守儿童和母亲团聚,台上台下哭成一片。他关注“留守儿童”的议题很久了,面对此情此景难免“情难自抑”。
“我相信所有当父母的人碰到孩子的时候,一定是他内心最柔软的时候。”他把孩子比作是天使,“纯粹并能给人带来快乐。”在央视的舞台上,朱军常会和一大波参加表演的孩子打交道,他经常嚷嚷“哎呀,啥事都不干了,就养这么一群孩子。”但往往会被身边的人吐槽,“你美吧你就,啥事都不干了你拿什么养活他们?”
看到这些十几岁甚至只有八九岁的孩子,嘻嘻哈哈地学音乐,朱军就会想到跟他们一般大时的童年往事。因为父亲是单簧管表演家,他从小就开始学单簧管。作为“音乐老师”,父亲对他的训练相当严格。如果没有完成当天的练习,他会被罚不准吃饭,“我们那个年代,粮食是最大的诱惑。”朱军感慨。
不过,面对“孩子”的话题,他更多的时候会提到正值青春期的儿子,面部表情会不由地柔和几分,也明显更有了倾诉欲。
朱军乐于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他说他对孩子的要求是要“正常”:自己既没让孩子上名校也没有刻意培养他入行,但儿子的表现都让他很满意:会用文言文写文章;从小就学弹钢琴;现在对吉他有兴趣;写的歌发到网上还被人看中过……
说到兴头上,他甚至主动提起“你听过我儿子写的歌吗?”随后拿出手机播放儿子自弹自唱的原创,是一首风格偏民谣的歌曲,旋律简单上口,歌词充满了少年的天真烂漫和故作深沉。“已经写了好几首歌了,还给我写了一首,偷偷摸摸不告诉我。”
除了“正常”,“规矩”两个字也被他反复提起,他甚至认为“没有规矩是不值得被原谅的”。让他觉得有面子的事是,在他的教育下儿子非常懂“规矩”: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如果大人没有先动筷子,儿子绝对不会动筷子;每天放学回到家,一定会说,“姥姥我回来了”,亦或是“爸爸我回来了”;饭桌上一盘菜,一定不允许越过菜去到碗里搅拌,挑挑拣拣是会受罚的;见了人一定要叫人“叔叔阿姨”……
“这是一定要有的,其他的我觉得我都可以忍受,给他更多的自由。”朱军对这样的细节津津乐道,并引以为豪。
对“规矩”的重视或许是来自于父亲的潜移默化,11岁开始练单簧管,碰到难的课程坚持不下去,是父亲一直坚决地逼着他学下去:“你选择学习我就教你,你说你不学了你就不学了?不可以!”
朱军把这种教育方式同样用在了学钢琴想打退堂鼓的儿子身上,“我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么教导我的。他不是一个特别严厉的父亲,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非常的较劲。我跟我儿子较劲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选择负责。”
前不久,他在《音乐大师课》中一段关于“绝不刷碗,那是女人该做的”的言论,一度激起了网络热烈讨论。但了解朱军对“规矩”的坚持,并不意外于他会说出这段男女分工的观点。这些在不少人看来颇为古板的行为标准,在朱军心里仍然是家庭教育重要的部分。
“我是曾经吃过猪肉的”
有人选择打破规矩,有人就会坚持规矩。
朱军有不少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节目录制之前和编导对台本,他会建议“宣传的时候最好找准一个点来做”。因为是两场录制连在一起,服装的区分就非常重要了,他会再三叮嘱,但年轻的编导还是混淆了服装,他有些着急:“是你们要求跟中央台形象不一样,我还刻意选了。你要是要求一样,我的西装能随便挑一百套。”拥有几十年主持经验,他的气场令工作人员难以反驳。
他的化妆师对此倒是习以为常,“他就是一操心的命,是个老江湖,很清楚流程。怕别人不知道,所以他要替他们着想。”
除了镜头前的工作,其它的就随意多了。别人最费时间的化妆环节到了他这只需要几分钟。化妆师简单给铺了层粉,朱军迅速地给自己抓了个头发,据说就连发型师都快不过他。自己动手是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不吹牛,就连一些大场合甚至是春晚,也都是自己动手,他们弄的我还不适应。”朱军说。
这是几十年职业训练下的熟能生巧,化了几十年的妆,他在化妆前需要用一种特殊的眼袋霜来遮盖日益明显的眼袋。也有像他这样年龄的男主持人通过手术的方式去掉了眼袋,但他显然是抵触的,“他们好多人都割了,但我特别拒绝在脸上动刀子。”
有一段时间,朱军玩上了发微博,时不时分享日常动态,但很快他的更新频率就变慢了。他也和儿子玩时下最红的网游,在网上分享游戏心得,但很快他又觉得没有分享的必要,就又停了。
那些新潮、时髦、流行的东西,在朱军这里并没能够得到肯定。
这两年,影视行业市场化浪潮如火如荼,很多人离开体制转身冲入自由市场里大展拳脚,其中就包括不少央视的主持人们。马东、张泉灵、撒贝宁在非央视的平台的各式综艺中,成为了奇葩辩长、导师、投资人、逗比段子手、搞笑mc……彻底颠覆了央视主持人的刻板印象。
朱军则仍然像一个留在电视时代的人,“好奇怪我这个年纪,一没追过金庸,二没追过琼瑶,”他大概是知道自己给人的古板印象,也会自嘲两句,“他们在看金庸琼瑶的时候,我在看《资治通鉴》。”而作为综艺节目主持人,市场上流行的综艺真人秀,他也看的不多。他最爱看的还是央视九套的纪录片和七套的农业节目,“某一个所谓现象级节目,我会看它好在哪里,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可能就从业务角度去看,仅此而已。”
他的工作日常是一个月要录四次《艺术人生》,加上国庆、春晚之类的大晚会和庆典。如果有“心连心”或慰问老区的工作,他也得去。
至于商演呢?“中央台的定位不一样,主持人怎么能去接商演呢?”他的化妆师向我们排除了这个选项。
春晚、艺术人生、热心公益、主旋律……在这些关键词构筑之下,朱军在很多人的眼里,是被定义为保守、严肃、传统的那一派。在现在流行的语境里,显然是“旧”端分子。
就如前几年,《艺术人生》曾经开放过一次探班,只邀请了几家纸媒去做报道,节目结束后,宣传人员不会要求记者出稿后甩来网络连接,而是要其给节目组寄样报。在当下,曾经辉煌过的《艺术人生》,无论是关注度和收视率,都显得有些落寞,曾经炙手可热的央视主持人光环,也逐渐被市场上风头正劲的综艺mc们掩盖。
朱军对这种落差心态复杂,他并不掩饰,“你说一点感触都没有那是假话”,但他很快又能释怀,“说粗俗一点,我是吃过猪肉的,有十年的时间,《艺术人生》在海外播出得非常火,当年的收视率、影响力、美誉度到现在也没有哪几个节目可以媲美。即使是现在它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次黄金段播出的收视率都有0.8,一点都不低。”
今年是朱军主持春晚的第二十一年,也是他主持《艺术人生》第十七年,在主流严肃的岗位上坚持了这么多年,朱军的形象早就连同这些节目一起成为了固定符号。在主旋律电视平台上,朱军长久以来被当作门面之一,以至于他的周身也被漆上了严肃的釉色。
所以当朱军在《音乐大师课》的舞台上,扮成济公的模样唱着“鞋儿破帽儿破”的时候,不少观众惊讶于他还有这样的一面。
其实他的轻松一直在别人看不到的另一面。身为西北人的朱军比较性情,会有连着喝四天大酒的时候,喝酒时别人还没怎么着,他先把自己给灌趴下了。“大家坐一块要喝酒谁都别装着是吧,你既然别让别人装着,你就自己先别装着,先大杯的抡起来再说,我就属于这个。能喝不能喝是能力问题,敢不敢喝是精神问题。”
在跟他一起工作了11年的化妆师看来,朱军平时也爱恶作剧,“有一回我给水均益吹头发,他嫌我吹得慢,他自己拿着吹风机给水均益吹去了。”之所以外界会觉得朱军严肃,“主要是他平时主持的央视的节目比较严肃。”
朱军本人对外界的看法并不是不了解,他甚至在舞台上主动调侃起“流泪”、“哭”来自黑。 “我多少年都不说这话题了,其实《艺术人生》,你仔细的去看,笑声永远多于泪水,但是这个泪水总容易让人记住。”他明白,在娱乐时代抓人眼球的梗总是更容易被人记住,即使这在他看来并不全面和中肯。
对于外界的评判也好,朱军自认为他过了在意的年纪,就连收视率也都是他的同事主动发给他的。“我是只要把事干完,它爱咋咋,那些爱我的骂我的,一律跟我没什么关系,不看评论。”
这种心态的改变来自于,朱军曾几次陷入过舆论的旋涡之中,“一些人说了模棱两可的话,我就成了众矢之的了,开始有了各种讨伐。”
彼时,网络并未如现在这般发达,信息的双向沟通和释疑都没有如今这般及时、公开,朱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被质疑的那一个。他坦言那时候自己很痛苦,但也只能尝试自我调节,“后来我就终于想明白了,话是你说的,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时间是一切的最好的证明。”直到多年后,朱军才彻底释怀了,“根本不在乎的东西都是一时的,过眼云烟,过去就过去了,无所谓了。人总是自己得给自己排解的能力,我有时候就想,不管别人给你什么符号,都无所谓,那是别人给你的。”
他选择的排解方式是画画,“外面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时候,我会给他们鼓掌,一回家门一关宣纸一铺拿起笔那是我的世界。”十几年前他将画画这个爱好重新捡了起来,并拜名师为师。两年前他还在北京举办过一次画展。
“永远是别人在前面拽着我”
前不久,主持新闻联播的王宁宣布退休,这让同为53岁的朱军心生感慨。他最常开玩笑的就是,他刚主持那年生的孩子今年都要大学毕业了。
不是没想过要退休,他说自己其实特别想从一线退下来,希望年轻人能够尽快的顶到第一排来,但台里仍然希望春晚有个顶梁柱,主持了这么多年的朱军是“定海神针”。
作为一个国家最盛大的晚会,既要代表大台的门面形象,又要能抵抗住强大关注度所带来的强压,主持春晚并不容易。化妆师陪着朱军录制春晚已经有十个年头,她每年在后台看着忙的上下翻飞的朱军,仍会觉得紧张:春晚主持人的台词量特别大,在这样一个面向十数亿人直播的舞台,要做到每个词都不能错。
通常朱军会在春晚前半个月拿到正式串词,还要记住节目先后顺序。最紧张的时候莫过于最后的倒数,每年因为现场各种临时状况留给倒数的时间各不相同,主持人得临场发挥去填满时间。最长的时候朱军硬是说满了4分钟,一秒不差的进入了倒计时。每年等到他顺利报完倒计时下来后,后台一群人都要鼓掌,“因为太不容易了。”化妆师说,每年结束春晚的工作回到家差不多要凌晨1点半了,这时候他们才能吃上年夜饭。
“我要去领衔,要去主控现场的节奏和状态,包括主持人相互之间的配合。我没办法,我从年龄上来讲是老大哥,从资历上来讲,依然是老大哥。那自然而然我得扛起这个事儿来。”朱军说。“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后浪推前浪的,一定是这样,你迟早要离开这个舞台。但对我来说,那你还没退休呢,你还在这个岗位呢,你断然说你不干了,凭什么呀?”
在他的计划里,退休了之后,他想去捣鼓些自己的事情,搞搞教学,多陪陪孩子玩。他最大的愿望让人有些意外:如果可以,他想去拍戏,去演一个喜欢的影视剧中的角色,塑造一个跟自己的人生完全不同的人物。
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朱军是演员出身,他在部队文工团的时候就演过话剧,24岁的时候曾在一部名叫《军统一案》的电视剧中出演男一号。“我演一个国民党军校的学生,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还是挺稚嫩的。”那是他的第一个角色。
对于塑造人物,对于表演,朱军有很强烈的愿望。当了主持人之后,他曾经在张一白执导的贺岁电影《村晚》中客串过一把自己,再早之前他还在另一部电影中客串过一个警察,但这在他看来并不算表演,他想要的创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还想过前段时间大火的《人民的名义》中的达康书记如果让他出演会是什么样子。
前两年,他甚至已经把剧本给做出来了,当时也有投资方愿意追投。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写的剧本既非主旋律也非严肃文艺,而是一部轻喜剧。“是特别搞笑的那种,有杀马特什么的,”朱军很满意于我们的意外,向我们介绍起了他的创作理念,“我要做导演的话肯定要拍喜剧,你因为工作的原因,释放的机会比较少,按照我对喜剧的理解,我还是能够有机会有所呈现的”。他说
但朱军的影视梦并没实现,快成型的拍摄计划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给出的理由是:当时台里让他负责新节目,一来二去,“拍戏”计划就被耽搁了下来。“可能是还没到时候吧。”
所谓“时候未到”,在他的解释里被归结为命运时势使然,“你如果非得逆而行之不见得有好的结果,如果特别急功近利的去努一件事儿,不一定成,即使成了也不一定久。结果很多时候是有天命的,第一步所谓成是要有机会,但你可能努力了一辈子都没有成,那只能说你命不好。”
虽然不甘心和缺憾并不是没有,“可能我以后再去演戏的话,我一定在剧里面谈不了恋爱了,你的年龄不允许了,要谈也是晚年了。我想再有机会我会演父亲,或者我演一个像达康书记那样的,这个合适。”朱军并没有放弃这个梦想,“希望还能够有机会实现一下自己的愿望。”他说。
前不久,朱军的同事,同为春晚主持人的董卿,凭借着一档《中国诗词大会》和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翻新了大众对于她的刻板印象,也令央视主持人这个群体被重新关注。
和那些转换了新跑道的同事们相比,朱军显然更谨慎。尽管这么多年,体制外朝他伸来的橄榄枝并不少,他也有机会可以去做新的尝试。
没有离开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还是因为“我还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有所贡献,其实挺幸福快乐的。拍电影的事是有遗憾,但我还是那句话,你端谁的饭碗,你就得听谁的话嘛,这是最基本的道理。”他打了个比方。
一次朱军出差去德国,当地电视台的一个男主播问他“你在中国做节目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骄傲的?”朱军当时的回答是:“我一场晚会的观众可以是你好几年的观众。全世界的华人在一起大概有14、15亿,不敢说每个人都在看,至少有80%的人在看。你说说我一台晚会的观众量是多大?整个欧洲就那么多人,还不是一个语言区,你一台晚会如果有两千万的人数就已经了不起了。”
在他看来,这种巨大的荣誉感遮蔽了诸如遗憾、沮丧等另一面的情绪,毕竟没有多少人能站上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综艺舞台。
在他看来是央视是春晚成就了自己,在这21年中,朱军对于这个舞台的感情也在发生变化。从最开始“哎呦,我终于上了春晚了,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舞台,特别骄傲特别荣耀”的那种亢奋状态。到后来变成了只是一份工作的平常。等再过一段时间,就无形中化为了责任;“这个舞台容不得半点失误,容不得你开一点点玩笑。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对你的期望值一定是零失误,一定是要在那个夜晚看到你最精彩的表现。”
尽管这个舞台已经不再充满世俗成功的魅力,但他自觉过了对名和利的追逐期。“以前觉得出名了就成功了。后来我觉得出名挺失败的,因为你没有自由了。再后来觉得成功可能就是内心的那份从容。”
正是这种复杂情感的转变,让他在面对内心的鼓动和外界的诱惑时,选择了留下。“好多人好像是去寻找所谓更自由的平台。我可能想法还不太一样,这个平台还需要你,你是在这个平台上成长起来的,我觉得你理所当然应该为他付出你应该付出的东西。”他说。
在被视作为自己人生阶段梳理的《我的零点时刻》一书里,朱军写到:都说人往高处走,但其实高处不胜寒,都说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追求,也要有低处走的胸怀。
“我还是个比较能够稳住自己的人,答案不清晰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去做。”他说他已经找到了答案,“对我来讲,小成靠的是机遇,机遇垂青你,你就成了。中成大概需要靠智慧,你要用你的阅历、知识智慧,去对待工作和生活。大成,靠平台,任何一个人离开了平台,都会失去自我。对于我来讲,我现在所供职的平台就挺好的。我还能在平台上有所贡献,就是挺幸福快乐的一件事。”
为了所谓大局所谓集体而放弃个人追求,他像是那种传统侠义剧中的老派角色,受惠于某种恩情且不愿悖于名分,于是选择了顺从命运安排。拍电影和新节目冲突了,他选择的是放弃了自己多年愿望;遭到了“莫须有”的指控,他选择的是自我消化。尽管想着要从春晚一线退下来,但因为被需要,就又坚持到了第二十一年。
他将之归结为性格使然,“人这辈子啊,可能跟人的性格有关。我老说这句话,人到了五十知天命,什么叫天命,我不到五十的时候也理解说人到五十,对所有的事都看的特别明白。其实根本不是,我到了五十,感觉是这辈子很多时候不是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要顺应天命。”
这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或许早就已经体现。在录制节目的间隙,他跟助教嘉宾,一位越剧名角,聊起了自己和戏剧的缘分。他说12岁的时候曾经被兰州豫剧团选中,差点走上了戏曲这条路,但受到了父亲的阻挠。父亲当时放言,如果朱军去学豫剧就打断他的腿。助教很意外:“如果真的去学豫剧了,就没有这么优秀的主持人了。”
单簧管没有继续下去也是来自父亲的反对,朱军11岁开始练单簧管,当时吹得很不错,但从事这一行的父亲深知靠艺术吃饭并不轻松,虽然每天都掐着时间让朱军练习,但他还是将儿子推离了这个职业。不学单簧管后,18岁时朱军改学声乐。他是很喜欢唱歌的,在《音乐大师课》的舞台上他就开嗓唱过不少歌。
再后来,他又学过几年相声,跟冯巩还搭档过,他还是个演员……兜兜转转学了这么多,最终成了主持人。
对于阻挠过他的父亲,朱军反而带着感恩:“我特别感谢父亲的是,他从不给我什么条框。”单簧管训练了他的气息,声乐学习打下了他的声音基础,学相声让他学会了即兴发挥和与观众互动,这些技能最后都被他用到了主持上,“可能老天爷让我学了一堆专业,就是为了给做主持人服务。”
这或许是朱军给出自我注解,他把一切都归结为是时机、命运、性格的综合产物,并相信天时地利人和之下应运而生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自己要做的就是顺从引导和努力完成。
“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没想过要出名,会下意识的往后退,好在前面有很多人拽着我向前走,所以我心态还是比较放松。”
就像是现下,命运又在对他给出新的选项:在董卿的成功突破后,央视也开始鼓励主持人们创新。
朱军有些许触动:“这是一个激发潜能的时代,不努力有点可惜。”他透露自己正在研究新节目,但具体的形式具体的内容还得再琢磨琢磨,新节目预计要等到第四季度才能上了。“我没有那么强烈的非得要呈现打着朱军符号的东西,现在我的心态可能做任何事更希望水到渠成,天时地利人和,我一定会努力,但是我不会努。”
而开发新节目似乎意味着,他一直想要去西藏办一次真正的西藏画展,以及拍戏当演员,这两个愿望在短期内恐怕又不能实现了。(蒋顺发/文 宫德辉/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