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广网北京8月6日消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对广西、甘肃、青海三省区少数民族民歌进行的考察显示：除“花儿”传统演唱形式和环境保存较为完整，有一定传承条件外，其他传统民歌演唱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那些记载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歌。
这是记者日前从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了解到的。2001年至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北京办事处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成的联合考察组，行程2万多公里，采访了235名歌手，考察并采录了广西、青海、甘肃三省区10个民族的民歌。日前，考察组采录的385首民歌被整理成册，并刻录成光盘回赠给当地的学校，让当地的学生传唱这些宝贵的民歌，采录地区同时被授予“联合国民歌考察基地”称号。
中国民族文化抢救工程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黄金钰全程参与了这次考察。他介绍，西部民歌遗存十分丰厚，但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正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巨大变化，民歌赖以生存的条件正在消失，传统民歌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处于濒临消亡的险境。
民歌危机的第一个表现是“人走歌走”。民歌传唱主要靠歌手口耳相传，但现在年轻人或迫于生活压力，无心学歌，或钟爱流行歌曲，随着老歌手相继去世，不少优美动听的民歌也随之而去。黄金钰告诉记者，在广西、甘肃、青海三省区采录中，50岁以上的歌手占到了一大半，30岁以下的很少，一些民族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甚至大部分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春香介绍，在瑶族文学史上占据一定地位的布努瑶族鼓歌《杠葩众》，上世纪90年代还有20多位老人会演唱，到2001年4月，会唱的只剩下7位古稀老人了。
对于一些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民歌失传现象更为严重。黄金钰举例说，甘肃东乡族的“英雄史诗”《米拉尕黑》和长篇爱情叙事歌《马五尕豆》、裕固族长篇叙事歌《西至哈至》《黄黛琛》《萨拉玛珂》已没人能用本民族的语言唱全了，而裕固族婚礼仪式也没人能完整主持下来。
民歌危机的第二个表现是“民歌会”规模萎缩，仪式越来越不完整。黄金钰介绍，随着青年大量外出打工，电视、影碟机普及，男女间可自由交往，交流感情的方式增加，民歌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受到破坏，歌会渐趋消失，许多歌会上才能听到的民歌也随之失传。
刘春香介绍，广西侗族许多动听的民歌因其民间传统活动“月也”的消亡而失传，瑶族的坐歌堂、踏歌堂、蝴蝶歌等著名民歌也因歌俗歌节活动难组织，无处可唱而濒于消亡。
此外，农村生活方式和条件日益现代化，一些传统民歌没了演唱环境。刘春香介绍，现在盖房用水泥构件，不再用木头做梁柱了，过去盖房唱的“盖房歌”“上梁歌”就失去了演唱基础。
不过，让考察组感到欣慰的是，考察显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适合民歌流传的环境还没有完全被破坏，能传唱传统民歌的老艺人有的还健在，民歌的种类和数量也还可观，还有挖掘的余地。黄金钰介绍，目前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以及许多文艺界人士正在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争分夺秒地进行民歌抢救工作。
民歌：明天的路在哪里？
在现代文化等因素的冲击下，民歌的消亡速度越来越快，陷入困境的民歌究竟应该怎样走好明天的路？专家们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
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理事华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民歌生存与发展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传承问题，因此一定要在抢救保护民歌、老歌手的同时，培养发掘新歌手，使民歌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后继有人。
甘肃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花儿”研究专家李璘认为，民歌“演变很正常，消失太可惜。”他说，在经济、社会都发生飞速转变的今天，民歌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发生演变，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民歌的消亡对中华民族来说，却是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李璘认为保护、发展民歌应该遵循两条原则，一要顺应时代变化，不要人为地去阻挡变化；二要千方百计保护原生态民歌，既要让民歌在属于它自己的田间地头上去生存、发展，展示其最真实、独特的魅力，又要多做记录、整理、收录工作，尽可能完整地把原生态材料保存下来。
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专职副主席黄金钰认为，民歌的抢救保护是一个科研概念，因此一定要强调原生态，重视记录、收集和整理；但民歌的生存与发展则是另一个开放的、演变的概念，所以，为了对外宣传、普及、扩大影响，民歌就要向大众靠拢、向时代靠拢，进行一些必要的创新和改良。
对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柯杨表示认同。柯杨说，为了更长远的发展，“原汁原味”和“开发利用”两者可以并存不悖。如一些用方言演唱的民歌，在当地群众娱乐、办歌会时可以用方言，但在对外宣传或进行一些旅游性质的大型节会上就可以改用普通话演唱，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民歌，帮助他们了解民歌及其蕴含的丰富文化。
“民歌现在太需要一个现代王洛宾了，既深深了解民歌价值所在，又能找到民歌与时代的结合点，在保持民歌特色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创新。”柯杨说，“有了这样一批文艺工作者，民歌才能让更多的人感受、理解和热爱。有了爱听、爱唱的人，民歌才不会失去它生存的土地--人民群众。”
西部民歌：不该遗忘的遗存
数万人从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外赶来，挤在一个小山头上，不为别的，只为听或唱一两首“花儿”，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文化底蕴、花一两毛钱都要在心里掂量很久的农民。没有足够的旅店，也住不起旅店，他们当中很多人就在街头露宿。
今年7月初，记者前往“花儿故乡”甘肃岷县采访“二郎山花儿会”，第一次领略到了民歌的魅力。听歌的热情高涨，围着歌手里三层外三层，唱歌的不遗余力，放开嗓子，唱完一首又一首。这些歌曲都是歌手即兴编唱的，唱生活、唱爱情、唱时事，或单唱、或对唱，但句句都是经典，都是书斋里的文学家们绞尽脑汁也写不出的好歌词。
民歌虽美，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随着农村生活环境的变迁，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电视和录音机普及，传统民歌，特别是那些记载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歌，正逐步走向消亡。目前，在西部的民歌中，“花儿”的演唱形式和环境或许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但是记者还是被告知，唱的人少了、听的人多，“花儿”会的规模一年不如一年，完整的仪式已看不到了，甚至很多“花儿会”上出现抱着录音机听“花儿”的现象。
民歌产生于宗教和劳动之中，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种原始文化的记载，它不仅旋律、歌词优美动听，怡情养性，往往还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写真”，它和那些从地底下挖出的“盆盆罐罐”一样，既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又有一定的道德教化作用。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存，民歌失传更快，保存更困难，应该优先得到保护，但现实却恰恰相反，在对文物遗存的保护中，民歌总是被遗忘的对象。
甘肃是一个民歌丰富的省份，尤其是保安、东乡、裕固等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民歌就是这些民族历史的最好记载，在今天，民歌还承担着这些民族语言传承的重要作用。然而，甘肃省每年全部民间文化抢救经费却不足5万元。相比这个省对麦积山、敦煌、四库全书等有形文化遗产上百万元甚至千万元的投入而言，可算是微不足道。这种重视古人留下的有形文物，而忽视尚活在民间的无形文物的现象不是甘肃所独有，其它省份和地区同样存在。
虽然传统民歌的流变是大势所趋，但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头发花白的民歌手和他们心中的民歌才显得如此的珍贵。民歌不该被遗忘，抢救刻不容缓。
中华民歌知多少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流传在各民族人民群众中的民间歌曲品种繁多，数量惊人。但由于民歌随时都在演变、消亡，以及采集、收录工作的相对滞后，至今没有人能够说清全国到底有多少民歌，专家们也只能大致掌握民歌的类别和部分数量。
据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中国少数民族民歌行动”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黄金钰介绍，作为一种口头文化遗产，民歌的具体数量难以查清，但从大致上讲，我国的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歌。从内容来分类，主要包括时政(历史)歌、生活(仪礼)歌、劳动歌、情歌、儿歌、人物传记歌和叙事歌等。民歌的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即相对来说，少数民族地区民歌比较丰富，边远地区(包括汉族居住区)比城市丰富。
中国社会音乐研究会理事华杰告诉记者，我国民歌不仅数量多，在其风格特点、表现内容及演唱形式等方面也十分丰富多彩。仅以甘肃省为例，据《甘肃民歌集成》普查工作统计，就有各类民歌多达14000首，其中少数民族民歌有6000多首。“事实上，这些被收录的民歌都是比较经典和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大量民歌在收录时没有被选上，但并不能说明那些民歌就没有价值，只是相关投入、时间、精力等现实条件有限造成的。”华杰说，“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国民歌是一个远未被开启的宝藏，是我们应该及时去保护的文化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