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新音乐的年轻人，恐怕没有几个没读过李皖的《听者有心》、郝舫的《伤花怒放》和颜峻的《北京新声》。

　　在这个大众媒体与流行文化产业勾结日益密切并且一天天把人们推进愚蠢的时尚“火坑”的时代，如果没有一些独立乐评人出来矫正视听，辨别钻石和垃圾、深情和矫情、深刻和浅薄，并且死不悔改地坚持自己的批判色彩，人们早就湮没在铺天盖地泥沙俱下的塑料垃圾中了。

　　他们三位就是独立乐评人中的佼佼者。

　　他们反对妥协、反对媚俗、反对媒体的毫无立场。他们给出的决不仅仅是产品说明书式的鉴定，而是他们身体和心灵与音乐深深纠缠后触发的电光火石般的心灵的颤栗。他们为年轻人绘制出了当代音乐的精神地图和谱系。

　　值得我们向其致敬的独立乐评人还有王晓峰、孙孟晋、欧宁、张晓舟……

　　李皖：让音乐回到音乐

　　那天李皖在公共汽车上临窗坐着，好像有一丝风在胳膊上来回走动，他的皮肤上突然起了阵阵寒栗。那是一首歌，一首闪电般将他击中的歌。

　　李皖，一个敬业的记者、一个繁忙的报纸副总编、一个好儿子、好丈夫、8岁男孩的温和的父亲，现在更多地以乐评人的姿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他的年轻的同道颜峻这样表扬他：“当你读到李皖的时候你才发现：音乐可以这样听，这个世界竟然如此辽阔。”

　　李皖最早大量地听音乐是为了对抗紧张枯燥的记者生活。在那之前，他的所有磁带加起来不过10盒，他的有关音乐的经历也乏善可陈，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不会读谱，但他具有对音乐旋律和色彩的敏感以及良好的记忆力。

　　对于一个文人气质浓厚、热爱诗歌和小说的人来说，没有时间看书、整日在路上奔波的记者生活几乎是一种窒息。他日渐感觉自己和生活已经断开，慢慢地被抽干。这时，他发现了音乐，音乐成了他随身携带的营养吊瓶。到现在为止，李皖的大部分音乐是在路上用随身听去听的。

　　这个边走边听的记者食量惊人，“饕餮，那是一种饕餮！”他说。不到几年，他的磁带、CD加起来超过6000张，这些塑料制品堆满了李皖的整个房间。郝舫说，武汉大学附近一家卖打口带的老板告诉他，淘碟最猛的人武汉有两个，就是他和李皖。

　　而李皖的乐评也在悄悄地生长。那是一种全新的植物，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评品种。他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的优美的表达和独到的分析经常让人过目不忘。有一篇评论对他的语言进行了很诗意的描绘：“如织锦般铺洒开来，有一种小提琴歌唱般的风格。”

　　他会这样开始对一个北极圈内歌手波音.坡森的评论：“比北方还北的地方是一片高原雪地。下面是白茫茫的雪，上面是黑漆漆的夜，或者是好多天都落不下去的白亮亮的太阳；中间走着渺小的、卑贱的、坚强的人类。”写到蔡琴时他说她“是坐在台灯下回忆浮生的人，音质里有夜中丝绒的质地，词曲里流着三十年代大上海流行乐的鞋，是南宋以来婉约词境向早期都市文化的暗渡”。

　　以前有过如此优美的乐评吗？好像没有。

　　一个从来没有接受音乐训练的人可以写乐评吗？李皖为此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听者的权利在自己》，他认为，音乐的评价机制应当是多层次的，专业者、业余者、听众等各种身份做出的评价缺少了任何一种都是不完整的。他甚至认为，音乐最好的欣赏不是专业的欣赏，而是业余的欣赏，因为音乐的创造者寄望的是这种声音能够引起听众的感觉和情绪，而不是让人去揣摩乐谱。

　　他认为，一个听者要对自己有要求，他首先要知道作为个人，在整个文化评判机制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要对自己始终有怀疑，这样才能慢慢地变得更懂音乐。

　　“评论的最高境界是你的评论确实是这个东西，也就是你的评判对象和观察对象跟你所说的东西是符合的，而不是约等于的。如果他们之间是不等于甚至完全对立的，那可能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不是一篇很好的评论。”

　　文字的动人是李皖的长处，但另一方面，却也容易让读者把他的乐评当作散文来欣赏。这也许是李皖目前最想冲破的状态。“我最早也曾经希望把音乐当作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来看世界，但是现在我觉得一定要回归到音乐本身。音乐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要以它本身的样式来看待它。不能仅仅把它当成一个望远镜。”

　　但是他发现，现在他想达到的境界和媒体的要求往往是矛盾的。“比如给《读书》、《天涯》写稿，他对你的写作有一种定性，他要你写的往往是一种话题式的东西，不仅是对音乐的把握，还得是对社会的把握，也就是我原来走的路线。所以我很喜欢和《作家》合作，因为他们对我没有任何要求，给我的是一个最大的空间，我为他们写了一年，那也是我写得最长的一批稿子，对作品给予了最完整的阐释，至今为止这些阐释是我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这样的合作使我能够把我所描写的真相全部呈现。如果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呈现的话，有些真相就会湮灭了，比如说，如果只是强调作品的社会价值，作品本身就没有了，原始的动机和纯美的感动也就没有了。”

　　郝舫：我就是喜欢偏门

　　有一个人说他自己很“酷”，这个人的名字叫郝舫。

　　他酷吗？他不酷吗？……当然，在郝舫这里，“酷”的真正含义是“爱谁谁”，按照自己的意志活着，决不追逐潮流。但是，我还是笑起来了，面对这个如此自我评价的男士———显而易见，他已经30出头、有家有口，面庞和体态已经暴露出发福的前兆。

　　实际上，三个乐评人中间，郝舫是最有亲和力的一个，这和他的文字制造的感觉是恰恰相反的。郝舫说，所有的人见到他后都觉得很失望，他们的亲眼所见往往消解了脑子里那个冷峻而又充满激情、在音乐的异端禁地翩然行走的形象。

　　“每个人都想做他不是的那个人。”郝舫说。

　　郝舫的新书《比零还少》的名字取自一句歌词，后面一句是“比最多还多”，那种对立统一的感觉在郝舫身上极其明显。哦，不要忘记了，郝舫最早是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

　　在本书的自序中，一个郝舫在和另一个郝舫对话，那种一问一答不只是一种文体策略，更带有某种内心交战的痕迹，是一个声音在对另外一个进行嘲弄和肯定————另一个郝舫总是站在比这个郝舫更高的地方朝自己冷笑，这是决不含混的自省。

　　“我不喜欢乐评人这个词，后来我接受是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是在骂人，所以我就接受了，就好像我说我酷。最早跟几个唱歌的开玩笑，比如见到高晓松就说：‘哎，校园民谣！’他就说，‘你才校园民谣呢，你们全家都校园民谣！’说乐评人也可以套这个句式————真不觉得是个成就，因为这个词不足以反映你投入进去的感情。”

　　做一个乐评人能够收获什么呢？对于一个对文字充满理想的人，这种文体无疑存在某些尴尬，你可以说它是文学作品，也可以说它就是评论。“这个行业一辈子不会有太高的成就感，你写得好别人认为你是在做注解，写得不好更狗屁不是。”

　　直到现在，这个学哲学的人一直认为自己更应该去写小说，40岁之后一定要写。这种想法来自对自己文字的自信。但眼下，他的小说还只是几个扔在抽屉底部的开头部分。

　　但是，谁让他碰上了音乐？谁让他又碰上了摇滚乐？谁让他在武汉大学门口的洪山电影院，在一堆垃圾中间突然遭遇了《现代启示录》，被它震得头晕眼花呢？谁让他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出版社同学，如此信任地将一本摇滚乐评介的书交给这么一个从未写过乐评的人？

　　郝舫这人尽管对自己的宿命充满怀疑，不乏抱怨，但实际上对乐评他又无比地认真和充满激情。这种激情至少在从《将你的灵魂接到我的线路上》、《伤花怒放》、《灿烂涅》到今天的《比零还少》的如此之长的时间里并未损耗打折。正如他的同道颜峻所说，“郝舫始终以学者的大脑和一颗赤子之心为‘畸零之士’和底层文化摇旗呐喊着。”

　　对于乐评的最高境界他有两个标准：“第一是全新的体验，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第二，如果我是写字的，看见这样的文字我坐不住，想马上写点什么，做点什么。”

　　比起李皖广角般的涉猎，郝舫的乐评则是聚焦一隅，他所热爱的欧美先锋音乐，在其本土可能也只是为少数人所知的东西。“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己的要求，我就是喜欢偏门的、另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偶然会与大众的情绪契合，但90%的东西是大众无法理解的，他们觉得你太偏，太晦涩，太深奥了。我以前很偏激，说我写一篇文章全中国有10个人看得懂就不错了，就像我提到的一些专辑，可能在美国在日本也就几千人听，但是反过来我也想问，为什么在我的耳朵里，这比一些拥有几百万听众的音乐还要打动人呢？”

　　但是这种狂热和自我在郝舫这里永远是不会泛滥的，他很清醒。“这要拜我老婆所赐。”他说。有一个不懂更不热爱摇滚乐、对自己出版的任何一本书的翻阅量不超过10页的老婆，郝舫被迫要明白，自己不过是人群中极微乎其微的那部分另类的人，不可能指望整个世界都来理解和关注。更让人哭笑不得的一件事是某次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师兄见到他后夸奖他说：“我听说你写了一本有关迪斯科的书，卖得很好。”

　　一种激情能够保持多久？在《比零还少》里，郝舫写道：“我一直在盘查我的心是否还是像过去一样依然为音乐燃烧。个人和音乐的关系就像一段长期的罗曼史，音乐和乐评一样是在有意无意地努力让一切新鲜和兴味盎然……回想第一次写时那种爆炸般的强烈情感，如同想起第一次爱慕的体验。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做，你还想做。”

　　颜峻：用文字咆哮

　　颜峻曾经用文字咆哮：“去他妈的音乐和音乐人吧，我只是个写字的。”这个说法立刻让艾顿.约翰的名句“别开枪，我只是个弹钢琴的”黯然失色，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这个年轻人以极其迅猛的来势树立了他的江湖地位，在他还远远未到30岁的时候，他那像摇滚乐一样咆哮而来像诗歌一样激情喷涌的乐评风格很快得到了承认。今天，颜峻，一个个头不高、下巴留着一撮小胡子的人被认为是中国摇滚乐最着力的鼓吹者和策划者之一。

　　“当然，也有可能这是因为我会‘混’呢？”颜峻有些不好意思地自谦说，这和他经常在文字里高声叫骂的姿态似乎有些不符。郝舫说，颜峻来北京一个月之后，见面就向他介绍他在北京住了10年没都见过的人。

　　“我有社交能力。”颜峻说，而他的老婆则讽刺他是“交际花”。问题是，摇滚圈的一些事情，没有他还真弄不成。

　　早在1993年，颜峻就开始写与摇滚相关的文章。种子是在听崔健和黑豹时种下的————那样的种子几乎埋在每个年轻人的心中，但颜峻有幸在大学时代采访兰州当地一个摇滚乐队的时候让它生根发芽，继而开始爆炸式的生长。　

　　“我开始喜欢这种生活。很可笑的是，一个大学生混在摇滚乐队中间，却并不理解他们，生活和思维方式跟他们也不同，却死活泡在其中，泡到最后改变了自己。”

　　在颜峻看来，最重要的是摇滚乐把他从大学教育中拯救出来，从最初写诗的恶劣的自恋中拯救出来了。

　　直到今天，颜峻依然承认不懂音乐，连简谱都不识，“但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说我懂，对音乐的色彩很敏感，这可能是天生的。我最早听摇滚乐的时候连贝斯都听不出来，接下来每一样乐器都可以听清楚了，最后进入音乐了，那就是懂。”

　　颜峻把乐评和诗歌作了严格的区分：“写诗对我来讲是一个不讲理的东西，或者说这个道理只是我自己的道理，我会告诉你我喜欢还是不喜欢，但没有任何公正原则，完全从我自己出发。而评论，即使你的文风再个人化、再直接、再激烈，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强大的背景之下，对音乐的线索、嬗变和分化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也就是说写评论是要负责任的，但是搞创作可以不负责任。”

　　在《批评意味着发现》一文中，颜峻曾经大骂那些所谓的奇怪乐评，把“乐评变成了一种奇怪的东西，既像百宝箱，又如马戏团；既是人尽可夫的妓女，又像原始人的咒符”，他呼吁一种“专业的、严肃的乐评”。

　　能够成长为中国摇滚的代言人，也与颜峻恰好走进了一个真空地带有关。“这个行业出身的人，大家基本上都没什么文化，当然，也许没文化对音乐家更好，他能更直接地宣泄，但是，他们在音乐之外的表达能力和宽阔的眼界都很缺乏，还有就是文化素养，批评的素养是一个综合素质的问题，而学院出身的人通常很少关注这些东西，他们大部分做的是交响乐、民乐的研究，而因为受学院的思维方式的控制太严重了，写出来的东西又像是说明书。”这个大好时机被颜峻抓住了。

　　当一个愤怒青年的生活越来越殷实，出书越来越多，版税也越来越可观的时候，他会不会离摇滚乐的精神越来越远了呢？

　　“不会的。只要摇滚乐还活着，我和它的关系就是如此。永远无法抗拒，就像一个永远最默契的眼神，一个让你最舒服的朋友。摇滚乐没有让我在听了几千张唱片之后感到厌倦，它永远让我有所发现。”颜峻说。本报记者杨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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