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衡山路一家酒吧的非营业时间，一身黑色皮衣、蓝色棒球帽的郑钧将自己摆在大红色环形沙发里，帽檐的阴影罩住他的双眼，嘴却一刻不停，大话他加盟EMI百代之后的第一张新专辑。

　　两上终南山

　　2001年正式转会EMI后，郑钧开始潜心创作自己的同名新专辑。家里人多，影响创作，郑钧搬到专辑制作人徐毅位于亚运村的宿舍里，开始了两个男人的同居生活。某天，郑钧发现自己的BP机停机了，手机的SIM卡被抽掉了，这都是徐毅干的。很快他还和郑钧的哥哥串通一气，将郑钧“发配”到了老家西安的终南山，房间是度假村里离悬崖最近的一幢楼，离主楼远到开了热水管要一个小时后才有热水出来。手机没有信号，分机只能打内线，几天后，郑钧的心就褪去了都市的浮躁，终于得以“反省过去的一两年里，每天喝酒到凌晨胡混着浪费时间的生活”，山里没有寻欢作乐的机会，没有人，没有工业噪音，只有野鸽子在天空盘旋，写歌的欲望就升腾了。一个月时间里，郑钧创作了三四十首曲子。

　　郑钧没想到，10个多月后还会再上终南山。当回北京写歌词时，久别的朋友又找上门来，徐毅和哥哥再次将其“诓骗”上了终南山。可惜10个月时间，终南山变得不再宁静，增加了许多娱乐设施，在碰碰车的不断撞击声、跑马场的马蹄声、游戏机的打铃声中，郑完成了歌词的大部分，10天后返回北京录音。

　　两个男人的生活

　　自从搬到徐毅宿舍那天开始，这两个生活习性格格不入的男人开始了同居生活，每天徐毅去上班，郑钧在家创作，然后像一个家庭主妇等待丈夫一样盼望徐毅归来，两人到小饭馆里吃顿饭，这是一天中最轻松，最有人情味的时光。郑钧形容自己在创作时就像一个疯子，人非常邋遢，将东西摊得到处都是不说，还每天都是凌晨6、7点睡觉，幸运的话睡到中午12点，不幸运9点就起床了，在半昏迷状态中过了一天又一天。这可难为了爱干净的徐毅，不仅要忍受屋子的脏乱差，要朝九晚五上班的他还常在蒙头大睡时被郑钧摇醒，逼着他听听新创作出的旋律。

　　同居生活中少不了两家超市的影子，一家在徐毅楼下，两人常去买包子等熟食对付一天，和营业员都熟悉得跟亲人一样。另外一家是两公里外的24小时便利店，两个男人会在夜凉如水时，慢慢走去买点零食，几罐啤酒，然后喝着酒聊着天回家。

　　两种艺术之间的抉择

　　郑钧说：“其实最开始我妈妈是让我学美术的，我也曾认真地学习过西洋画、中国画，在我初二时，遇到几个当时的艺术家，他们贫穷如乞丐一般的生活令我震惊。我放弃了，因为不愿这样贫穷，所以我大学选了对外贸易。”7个美国外教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摇滚乐并被“打动得坐卧不宁”。郑钧说：“我妈妈来杭州看我，在两个小时中，我一刻不停说摇滚，让老太直接崩溃了。”

　　离开大学后，郑钧形容自己对摇滚就像热恋中的男子可能在凌晨5点就飞奔向心爱的女孩家。回头想想，那时的日子可能还不如那几个艺术家，每天吃一包方便面或是买两个煎饼果子，花两个多小时转4、5次车就为让经纪人请吃一顿饭或借50元钱；在北京街心公园里睡过觉；胡子向各个方向生长，头发蓬乱得就像遭过电击，衣服极脏，整天套着条破牛仔，球鞋上全是洞。同样是贫穷拮据的生活，郑钧在美术和音乐中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认为自己为了音乐“心甘情愿受这样的罪”。

　　港台时代已经终结

　　郑钧对目前许多年轻人的“哈韩哈日”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趣味解释：“因为港台的音乐已经没法听了，所以日韩音乐才得以流行。”郑钧认为，以前港台有足够的财力和优厚的机制，所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空间，当这些东西不再仅仅属于港台时，大陆就成了强势。他说港台只要是个女孩找个大哥就可以出专辑，小青年拉得到赞助也可以出带子玩玩，不过这种带子卖不掉，就COPY个百来盘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我当这是一次奢侈的卡拉OK而已。”“所以我的音乐启蒙没有一丁点港台音乐，没有罗大佑，全部都来自欧美、英国。”

　　不过，郑钧认为中国有些人对摇滚乐的定义一开始就是片面的：“搞摇滚就一定是愤怒青年、沉重无比？这不对。我看猫王的音乐是很肤浅的，没有任何社会意义，披头士的摇滚也只有10%才有思想，其余90%都是娱乐。所以我从来不喜欢很沉重的音乐，其实摇滚乐的旋律也是相当重要的。”

　　当记者问起郑钧将对摇滚“忠实”多久时，郑钧说：“摇滚是件体力活，创作和演唱都和体力有直接关系，当我哪天对生活各方面都没有激情，体力也不支的时候，才会放弃摇滚。”本版撰稿陈海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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