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钧的新专辑《郑钧》本周正式上市，在此之前，一批圈中人和音乐记者已经先期聆听了这张专辑，他们的一致评价是专辑的质量相当高，可以说是今年最优秀的原创音乐专辑，一扫郑钧前一张专辑给人们的颓势。记者专访了郑钧，这位曾经是中国最出色的创作歌手，在采访中用得最多的词是“崩溃”，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但在整整一年的专辑录制和制作过程中，郑钧的确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但他最后坚持了过来，并做出了今天这张专辑。

　　《郑钧》向人们证明：一个曾陷入低谷的音乐浪子，在经历了放纵、彷徨、挣扎与苦痛后，重新归来。我和EMI百代签约是在去年初，在此之前我是“环球”的歌手，“环球”对我很好，但他们在内地没有办事机构，所以并没有人来管我。在签约前的一、两年里，我过的完全是嬉皮生活，很颓废，有时在酒吧里一泡就泡到凌晨，在外面玩、胡混，只有寻欢作乐的欲望。和百代签约后，他们在中国内地的首席代表徐毅觉得我呆在北京的家里没法静下来创作，让我搬到他家。徐毅是我朋友，其实唱片公司很忌讳管理人员和艺人走得如此近，但他为了我能写出东西，也不管了。在徐毅家住了几天，发现没人“拷”我，再一找，BP机没了，问徐毅，他说为了我安心创作他给丢了；又过了一些天，发现没人打手机给我，再一看，手机卡没了，问徐毅，他说为了我安心创作他给藏了，我生气了：“你不能这样做！”我开始反抗，但最后还是服从。没有了BP机、手机，他家还有座机，我还是能和我的朋友们联系、聊天，他们也想方设法找到我，创作依然没有进入状态，我哥哥和徐毅一商量，建议让我去外地创作，他们选择了离我老家西安不远的终南山。1于是不久———今年年初，我开着车带着设备从北京到了终南山，目的地是山上的一个度假村，曾经是蒋介石的行宫。我住在度假村里离主楼最远的一个小花园里，那里离悬崖挺近，到的第一天正下着大雪，窗户不严实，雪花从窗缝里飘进来，非常冷，山风怒号，房间里许多东西随着风声一起嘎吱作响，我十分不适应。找电话，只有内线，打手机，没信号，冬天度假村也没有人，只有周末我才见到一些来度假的人，几天过去了，我的心终于静了下来。我开始反省自己以前的生活，现在没有人有机会这样反省，我们都在连滚带爬地向前跑，对自己越来越没有清醒而客观的认识。到终南山对于我就象一直在狂奔中突然停下来，开始思考过去，我觉得在北京的一段日子我过得很浮躁，失去了歌唱的欲望。在大山里，我找回了歌唱的欲望：每天，野鸽子在窗前成群飞起，远处只有大山和平原，一片寂静，一片苍茫，看着那广阔的画面，我又想唱歌了。我在终南山完成了这张专辑里大部分作品的旋律，每天我就是弹琴、写歌、散步。我住的地方，离我家祖坟不远，这让我考虑我父辈、祖辈的事情，并进而思索中国人的事情，在过去我很少考虑这些事情。我想到了我的祖父，他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正人君子，在我小时候他给我灌输的东西有很多，但没有“钱”这个字，他教我去当一个正直的人，我一直以来都很钦佩他，因为被西方工业文化腐蚀的我做不到像他那样的人，现在我又感受到了他的力量。

　　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写出了《苍天在上》。一个人在山上写歌，有人来看我是件很奢侈的事，徐毅来了，带着我和他在东京买的滑板，2个30多岁的男人在水泥地上滑板，体会着13岁小孩的乐趣，徐毅唤起了我对生命的热爱。我们还喜爱去郊区采风，看社火，在那里听到的秦腔给了我灵感，在专辑的《爱上当》里可以听到秦腔。最快乐的时候是春节，我家里人和徐毅的家人一起在山上过年，我们买了无数的大花炮，我一辈子都没放过这么多的花炮。终南山呆了一个月，在同样的一个大雪天，我又回到了北京，继续创作，生活完全颠倒，每天工作到清晨6点，中午12点起床再工作，这样一直持续了近一年。唯一的乐趣是半夜和徐毅步行到2公里外的小超市买些啤酒和熟食，在回家的路上喝着酒聊着天，我感觉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在此期间我又因为太多朋友来找我而被我哥和徐毅送上了去终南山的路途，但到那里一看，短短几个月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里面增加了许多游乐设施，每天碰碰车发出的巨大声响同样让我无法安心写作，我还是回到了北京。

　　11月6日是我生日，但那天我得去香港作专辑的后期工作，在此后的一周里我又飞到马来西亚工作，这期间曾经有过24个小时不曾合一下眼的经历，在马来西亚的最后一天，当我和徐毅一起听最后完成的母带时，我们都很感慨，但彼此都没有话，我们从来都没有像这一年这样过得如此艰难，但我们终于熬过来了，而且，有了这张来之不易的专辑。虽然这段日子很辛苦，不过我很快乐。我曾经为了音乐而落魄得只能在街心花园睡觉，为了弹一把7000块的吉他而为一个草台班打工，也为了音乐穷得一天只有够吃2个煎饼果子的钱，但那时我心里有音乐想歌唱，现在，我找回了歌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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