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家住在“钟鼓楼”的后面、爱警察、爱手枪、爱漂亮姑娘，叼着没有牌子的香烟、吐着舌头说“除了张学友，其余都是小丑……”的摇滚狂人何勇又回来了。当他再次冲着台下观众发出那句北京式的问候--“吃了吗？”的时候，掰指一算，距在红馆演出的“魔岩三杰”鼎盛的时代已有七载。

　　1月16日晚，深圳。几百人早将不大的左右酒吧塞满，一阵喧闹声中长发披肩、身着睡袍的何勇钻出汽车，分开人群冲上舞台，骤然响起的铮铮吉他声或许在一洗他的七年之痒。看演出时有同行提醒我：“别试图采访何勇，下午刚骂走一个记者……”可是演出中我们能看到何勇仍有将舞台碾碎的勇力，也有几欲落泪的深情--我还是想听他讲他“新的故事”。几经周折，我终于让他在宵夜的酒馆门外的台阶上坐了下来。至此，笔者继张楚、窦唯的采访之后，对“魔岩三杰”的探访计划终告完成。--严明

　　好久不见太阳／心里闷得发慌／不知什么是幻想／这些都是朋友／还有那位姑娘／总是欠下感情账--《聊天》

　　记者：听说你提前了好几天来深圳排练，一直不愿接受媒体采访。

　　何勇：咱们这是聊天，我喜欢这样比较交心地聊。下午没接受那位记者采访，是因为我在排练，应该先干活，工作最重要！

　　记者：为什么不早两年出来演出？我今天仔细一算，自1994年底你在红馆演出至今已经有7年了。

　　何勇：早两年……没人来找我呀(笑)！要说今天是个演出的话，我觉得有点勉强。我到深圳来其实应该说是玩，本来也想出来呆呆，正好左右酒吧这边打了个电话让我来。过去都是演大场子，很少在小舞台上跟他们离这么近。这些年离“群众”有点远。

　　记者：来之前你预料到今天的场面吗？

　　何勇：我没想到今天会是这样，这么多人来看我，我感觉他们传达给我的东西很多！今天演出有点乱，但是气氛好。我觉得我今天有点难受，觉得愧对于他们！我这么“浪”，其实我“浪”也是有原因的。1996年首体唱《姑娘漂亮》时出了一些事，以后我就衰败下来了。后来臧天朔、零点这些乐队就出来了……有些事是我个人无力抗争的。

　　我披着头也要直起腰到处走／多么想那琴声也要是大家的歌谣／多么想朋友见面时心里说一声／你好———《头上的包》

　　记者：这么多年没有登台演出，你在想些什么？

　　何勇：今天演出中途我特别想朗诵一首诗，但当时特别乱，没朗诵出来。毛主席有首诗词叫《咏梅》，这首诗特别能代表我的一种心境--“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首诗词也基本上反映了我最近几年的心态。

　　记者：摇滚乐在内地发展这么多年了，有哪些能让你欣慰地在“丛中笑”，又有哪些让你觉得尚有遗憾的呢？

　　何勇：摇滚乐在中国发展到今天，不管怎么样也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但是真的能够笑的时候还没有到，现在的笑应该是微笑吧。现在气氛比原来好，有点向有序的状态发展。早期乐队的“星星之火”有些接近燎原之势了，但还差得很远。现在的乐队风格也很多元、丰富了，但真的好的、天才型的人物还没有完全显现。天才是不应该被埋没的，我就希望环境好一点，能出来的东西多一些。

　　头上的包有大也有小／有的是人敲有的是自找／这许多的记号／让我在长高

　　记者：不唱歌、不演出的这几年，你做了些什么呢？你曾经觉得委屈吗？

　　何勇：后来我就去旅游、去国外，在荷兰和我的音乐家朋友一起也录过我的作品。其实我想说，我想拿出最好、最“是我”的东西面对大家、告诉大家我心里最想的东西。我也曾很委屈，但见到他们以后，我觉得我还可以更多地受一些委屈！

　　记者：是你的性格给你的道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吧？

　　何勇：我的脑子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已经说不清楚了，所谓“摇滚性格”，其实这东西对人伤害挺大的。因为当年感觉是没有“同类”……张炬死了，这事也让我很伤心，我曾经很厉害地喝酒……一直感觉是支离破碎的，说实话是有点“悲剧”吧！

　　记者：你怎么分析你沉寂下来的原因？

　　何勇：两个部分的原因。一是外部环境，我原来所属的魔岩公司基本是撤出大陆了，Landy张培仁这样的人才也走了，以前的发展成绩有很多跟他是分不开的，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还有盗版问题、演出问题……整个硬件跟不上。另一方面，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有问题，这些造成了我的停滞。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吃的都是良心／拉出来的都是思想--《垃圾场》

　　记者：从当初你写的《垃圾场》中可以看出你对纷乱的世事的贬斥，你特别痛恨那种无序混乱的状态？

　　何勇：我过去写的很多东西现在都应验了。原来大家觉得是热闹也好，好玩也好，现在就不得而知了。可是当时有一些我们之间最真的、最有爱意的东西其实被商业或时代遮掩了。其实应该在情感与商业、社会的碰撞中发现有很多“火花”，这些“火花”其实是能促进这个事业发展的契机。

　　记者：你觉得应该利用商业是吧？

　　何勇：我根本不排斥商业，我觉得根本不够商业。以前的摇滚演出为什么能在香港成功？它有良好的商业结构。商业是社会的一种规范，是促进你成长的一个规矩。为什么现在有点情绪做了呢？就是有了像WTO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环境变好的可能。过去我可以说是成功，我在思想，或者说我在良心和思想之间。我在寻找机会……

　　记者：你还有劲儿摇滚吗？

　　何勇：有劲儿，我还是有劲儿！刚30出头，我还有很多的愿望、有很多的想法……有时候我在国内旅行，走着的时候我就会想很多事：这个世界太丰富了，我觉得我不算什么。

　　山真高啊浪真险／我站在原地踏步向前／我想过你的甜／也梦到过你的眼--《踏步》

　　记者：看得出时隔这么多年，你的个性和状态还是保存得那么完整。

　　何勇：对，因为我这么多年我没有拿那些东西去换钱。我现在很清贫。

　　记者：北京的乐队多起来了，一些乐队也实现了出专辑的愿望，但也常常被唱片公司低价“收购”也很清贫。

　　何勇：我曾在一个知名的网站上看到有大学生竟说“盗版有理”。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唱片工业，似乎借加入WTO入世的机会才承认要保护版权，我们为什么不能更主动一点、早几年这样？说实话，现在的音乐烂的、投机的很多，现在也有好乐队，好作品也很多，为什么出不来？为什么出不来！

　　我觉得很多东西太可笑了，可笑到连我觉得是不是我有问题？媒体当然主要是传播的作用，但媒体也有评论的功能，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可依据的准确的东西呢？网上虽然有个别的好的东西，但也有好多东西特别烂。

　　记者：平时你会关注新乐队的演出、发展情况吗？

　　何勇：我很少关注这些，我喜欢自由，我不喜欢当“头”、当什么所谓的“朋克头”这样标签式的东西。我想获得平静。这些年也挺难受的……其中的滋味说不出来，你去感受我吧。

　　我骑着自行车带你去看夕阳／我的舌头就是那美味佳肴任你品尝／我有一个新的故事／要对你讲--《姑娘漂亮》

　　记者：你的作品里一方面是很有力的、激烈的东西，像《垃圾场》；另一方面又有体现出非常深情的东西，像《钟鼓楼》。你以后的作品还会延续这两个极端吗？

　　何勇：这个可说不准。我觉得所有艺术都来源于情感，没有说是来源自垃圾。《垃圾场》也是情感，是一种爱。

　　记者：这次新的演出经历会不会让你兴奋起来，回去组织乐队，录音、演出，全面崛起？

　　何勇：我当然希望是这样，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新专辑也要做，我去荷兰我也做了一些，半成品。原来魔岩公司的、太可爱的朋友也走了。从我开始出专辑至今已经10年了，也许是我要求太高，创作中也觉得生活中能诱惑我的亮点不多。我要把最好的作品制作出来，不是跟别人说我是最好的，而是要过得了我自己这一关、要让我自己觉得行，不可能粗糙地弄出来。

　　记者：将来要做的事中也包括商业演出吗？

　　何勇：当然包括商演，因为我也要吃饭。采访／本报记者严明 摄影／本报记者王轶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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