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山音乐节就是给热爱音乐的人们提供一个释放的空间，这是一次真正属于爱乐者的旅途。
我们做音乐恰恰就不是为了走进所谓的“君子社会”，我们的定位只是堂堂正正的音乐人。
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发现自己弱的时候又强了起来，怀疑自己的时候又能证明自己。
“每到暑季，欧洲的学生都会三五成群，背着登山包周游各国，赶赴一个又一个的音乐之旅。在音乐的大篷车上，身边是面貌各异但同样激情洋溢的脸庞。他们不断寻找的，是铭刻在短暂的青春中一段火样的激情。中国没有这样的音乐之旅，雪山音乐节就是给热爱音乐的人们提供一个释放的空间，这是一次真正属于爱乐者的旅途。”作为本次演出的艺术总监，有着“摇滚之父”美誉的崔健在现场显得格外激动。
记者：你为什么选择了丽江雪山来举办中国第一个露天音乐节呢?
老崔：与其说是我们选择了雪山，不如说是雪山选择了我们，我以前曾选择过很多地方，但都没能被选择，这次音乐节从策划到演出只用了半年的时间，所以要特别感谢地方的支持。
记者：你个人认为此次雪山音乐节与世界闻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有何不同?
老崔：这两者不能比较，雪山音乐节是在伍德斯托克成功举办后，中国音乐人的一个响亮回答。伍德斯托克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中国人能理解的，西方的东西我们没必要去模仿。空谈“人权、自由、反战、环保”都不是真正的伍德斯托克精神，我们就是要在大自然的雪山下，看一看人的疯狂与野性的反差，而伍德斯托克则没有我们这种天然资源。
记者：能不能讲一讲你为雪山音乐节创作的纳西族风格的主题曲。
老崔：那位唱民歌的老妈妈在我们吃饭时表演，一听到她的演唱我当时就傻了———中国还有这么优美的音乐，这么高超的演唱功力，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却从未介绍过，这不能不说是人类资源的一种遗憾、损失。
记者：你认为雪山音乐节的意义何在?借助音乐节是否可以让摇滚乐走上主流舞台?
老崔：在海外有许多知名的音乐节，在暑假，青年人会背上背包在各个国家行走欣赏音乐，而中国一直以来还没有音乐节的概念。雪山音乐节的意义在于，让人们知道除了CD、磁带、演唱会之外，还有音乐节。
本次音乐节的参演乐队几乎都是由我挑选的，他们做音乐的态度非常棒，他们经常排练，非常关注其他好的音乐，而且他们从不假唱。但我们做音乐并不是为了走进主流社会，这不是我们所憧憬的，我们只想让真实的表演去面对更多的观众。我们也不想背负太多的社会责任，很多人觉得我们搞“反假唱运动”是假正经，批评我们是伪君子。但我们做音乐恰恰就不是为了走进所谓的“君子社会”，我们的定位只是堂堂正正的音乐人。如果摇滚乐有话不说，憋在心里，那还叫什么摇滚乐呢?
记者：有人说崔健在北京“摇”不起来了，才跑到云南，对此你怎么看?
老崔：这句话要看是谁说的了，无论如何，我“摇”不起来了不是一个客观原因。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你对摇滚乐的认识有变化吗?
老崔：摇滚乐不是一个词汇，最重要的是一种真实的行为。中国现在有很多好音乐但不是摇滚乐，也有许多摇滚乐是假的，我们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记者：你在摇滚乐中主要想传递一种什么内容呢?
老崔：作为音乐家，我总有一种表演的欲望，这是一种长在血液中的东西。摇滚乐能让人在音乐中好好地反思自己，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它能让我不断完善自己。我想把我在音乐中的愉快、反思毫不保留地传递给听众。
记者：你觉得摇滚乐会在中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吗?
老崔：我认为会有的，摇滚乐在每一个国家产生时都会让人联想到暴力、毒品、乱性……对摇滚乐真正内涵的认识理解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相信我们的环境会好起来的。
记者：你喜不喜欢人家称你为“中国的BobDylan”，你是否不爱听人家讲“崔健老了”?
老崔：这种称呼对我没有什么意义，当我发现自己弱的时候，什么称呼都没有用。我希望大家能鼓励我不停地向前走，没有任何称谓能鼓励我。至于“崔健老了”这种话我已经听出耳茧了，我不做任何反应。
记者：你做音乐时，最能打动自己的状态是什么?
老崔：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发现自己弱的时候又强了起来，怀疑自己的时候又能证明自己。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自己的作品，有人说我创作慢，主要是因为我在不断推翻自己，这是一种艰苦的过程，我不想重复自己，模仿别人。很多人不明白“真唱”的意义，它连带的是真正的创作和真正的表演。它是一块肌肉，通过它的锻炼，能够形成整个形体的美感。(新报记者翟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