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这一历经千百年历史岁月锤炼的农业时代的产物，走到现在，却如宿命般渐渐地淡出了国人的视线。不过，为民歌生存和发展而鼓与呼还是大有人在。在陕北，就有这样一位农民，凭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走南闯北———

　　几年前的国庆招待会上，王向荣一曲成名。那一晚，陕北民歌镇住了大腕们的流行曲目，再见到王向荣时，腕儿们都改口叫王老师了。不过，在大腕们的高收入面前，王向荣的 收入却是“小巫”级水平。

　　但是，农民王向荣已经知足了。他说，他演出不是为了挣多少钱，他关心的是一首歌唱了之后会有多少人记住，哪些内容被记住了。王向荣最津津乐道的，不是他与哪位元首级人物吃过饭见过面，不是同哪些腕们同台演出过，而是他到深圳、广州、成都、浙江等各地演出时的情景，“那就像摆摊儿一样，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一些观众成为铁杆儿。”他那比划的兴奋劲，仿若民歌已如当年点燃革命圣火的星火儿，在他身后正成不可阻挡之燎原火势。

　　所以，现在，已成腕儿的王向荣依然热衷于那种像摆摊儿一样吆喝的演唱状态，“民歌就得一个一个地唱，让更多的人都知道。”这种境界上的回归，是王向荣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彻悟。

　　“山沟沟飞出了金凤凰”

　　从陕西府谷的马茹疙瘩村走进电视屏幕，走进中国最高音乐殿堂北京音乐厅，走进威尼斯世界艺术盛会———王向荣完成了从一个自得其乐胡编胡唱的穷汉到闻名一时的民歌歌手的转变，这种从命运到观念上的转变，实际上隐含了信息时代里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需求。

　　而了解王向荣这种转变的人都会翘起大拇指，因为他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农民，而且于演唱方面，他应该说是“野路子”出家的，没有接受过乐理方面的教育，他的成长，几乎都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

　　王向荣的母亲，娘家居住在长城外的内蒙古，她唱的内蒙古风情民歌在当地无人能及，而王向荣的父亲虽然是个牧羊人，却也喜欢吹吹笛子或者打打霸王鞭，在村子里也算得上是半个“艺术家”。耳濡目染，少年王向荣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得到陕、晋、蒙歌曲艺术的熏陶。而他身上那种来自大自然音乐的感觉，随着日积月累慢慢地在心中生根发芽，什么山西民歌、内蒙古的爬山调、陕北的信天游以及各种乐曲、小调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更重要的是，与民歌之间的这种特殊情感浸濡了王向荣的整个身心。

　　受文革及父亲去世的影响，14岁的王向荣开始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下煤矿掏炭，下地上山，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的歌声。从19岁那年起，王向荣当了4年小学教师。正是这几年里，他一头钻进了民歌的宝库，空余时间和假期他走遍了三省交界的村庄，拜访了好多民间艺人，那些日子光记录的乐谱就有好几十本。

　　1975年，他又回到了农村，这一次他一边劳动一边搞文艺活动，在乡村组织自乐班，自编自演，他的歌唱才能开始崭露头角。连续几年，在榆林地区多次文艺演出中拿到奖项，1979年，王向荣一举获得了陕西省文艺调演一等奖。也正是这一次获奖，为他拓展了今后的演唱舞台。

　　1980年，王向荣参加了全国文艺调演比赛并获一等奖，还参加由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舞台艺术片《泥土的芳香》；同年，他被调入了榆林地区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后调入榆林地区民间艺术团，并成为一位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此后他连续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文化部、陕西省和其他省市的各种文艺活动。“山沟沟飞出了金凤凰”，王向荣露脸了。

　　不拒绝出卖嗓音，因为民歌需要宣传

　　出了名的王向荣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从来没想过要靠唱歌出名，就是想凭着唱歌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后来成家了，就得多挣钱，供家庭生活，供孩子上学，等挣到钱，就一家搬到大城市去生活———人，其实可以活得很简单。

　　对于这时候的王向荣来说，唱民歌只是一种谋生方法，他不会拒绝出卖自己的“野味嗓子”，因为那能够赚钱，所以那几年，王向荣天天往外跑，到全国各地唱歌，“每个月平均，我要在天上飞十几次。”

　　那个时候，民歌在中国依然很受欢迎，流行歌曲刚刚起步，当时像王向荣一样演出赚钱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把歌唱得更好。不想，80年代末的港台歌曲潮，一下子击跨了内地乐坛。从此，中国特色的民歌被挤出主流行列。

　　但由于民歌在中国日久成就的特殊位置，大部分演出活动仍然少不了王向荣们的亮相。他们去表演，舞台还是原来的舞台，表演还是原来的表演，掌声还是原来的掌声，但“那种感觉已经不复存在了”———流行歌手比他们更受观众的欢迎。显然，他们只是舞台上的“道具”。

　　是那些铁杆观众迷恋般的掌声改变了王向荣的想法。在广州东方乐园，王向荣表演的舞台周边，围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听完王向荣的民歌，观众中有人跟着吆喝起来，谢幕时观众嚷着要王向荣加演，群情激昂。那时正是1990年，来自港台的通俗歌曲已占据了整个乐坛。

　　“我明白了，原来南方人也喜欢民歌”，这一次演出使王向荣产生了很深感悟，“西北民歌也是中华文化的一脉，不是说它是大西北的，南方人就接受不了。”之后他开始了南方之旅，以后的日子里，从上海到浙江，从深圳到广州，甚至走出国门，前苏联、法国、瑞士、日本……到处都留下了他激情飞扬的歌声。

　　在别人眼里，这种到处演出的行为，似乎有“走穴”之嫌。但于王向荣看来，这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最要紧的是演出，把民歌唱到老百姓心里去，至于价钱嘛，给多少咱就拿多少。”100、200、500、1000、3000，王向荣都拿过，不过也有特殊情况。“回去我那个老家，一分钱也不敢要。老百姓喜欢你，叫你来，把酒桌一摆，你就给他唱，十首、八首、三十首、五十首。咱就唱，唱完不但没有钱，还把你灌得稀皮烂醉，到后来不是唱不动了，是被灌醉了。”王向荣说，“我不会拒绝出卖嗓音，除了能赚钱之外，更多的是因为它能够给我演出的机会”。

　　“像摆摊儿一样唱着民歌”

　　对王向荣的专访是在西安一家很有陕北民间特色的餐馆里，陪同他来的是他的一位在银行上班的朋友。似乎是一种巧合，在这样一个充溢着商业气息的包间里，王向荣谈得最多的也是有关经济和市场的话题。因此，给记者感觉极深的是，王向荣更像是现在那些在娱乐圈很吃香的经纪人，他跟你谈的最多的是“民歌的市场”。话至深处，也就有了这句非常形象的话，“像摆摊儿一样唱着民歌”，他认为这是民歌要向前发展的一种简捷的途径，也是民歌真正复兴的标志之一。

　　听上去有些不好理解，但实际上，这种观点一直贯穿在王向荣的整个民歌表演上，包括从搜集民歌开始的再整理、各地演出甚至包括舞台上的表演。

　　近几年来，王向荣的业余时间都花在收集与再整理民歌上，闲暇时他便活跃在榆林、延安、晋西北一带，顺着黄河沿线一路创作，一些是自己睹景睹物大发感慨而创造出来，一些则是在原来收录的基础上再整理再创作。“如果再唱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民歌，再唱清朝时的民歌，现在的人恐怕接受不了。”

　　王向荣说，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歌首先是在民间，它本身就是一个市场，而民歌市场实际上在清朝末年民国时期已经初具雏形。那个时候虽然不会有人提出“经济市场化”，但有一些迹象已经很明显了，“那时艺人们要吃饭穿衣，但他们没有别的本事，只有找当时古代遗传下来的本地音乐和民歌，然后三人一组，五人一伙，八人一队，走乡串村，靠唱民歌去养活自己。”令王向荣钦佩的是，现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中，各种民间文艺班子，多有二三十人，少有七八人仍然在自发自练，靠这种方式唱遍农村，养活自己，“其实，他们也在养活民歌。”

　　由于认定了民歌的市场就在民间，王向荣有意识地下乡表演。为此，他经常推掉一些大型的综艺性节目，而到各地去做巡回表演。尽管收入不是很高，但对于王向荣来说，最幸福的生活莫过于“像摆摊儿一样唱着民歌”。

　　“实话实说”后更为困惑

　　民歌正面临着生存大挑战？这决不是耸人听闻。王向荣也承认，参加中央电视台那期关于民歌话题的《实话实说》节目后，听了那么多学者专家的讨论，他比以前更觉得困惑了。

　　　　　　　　　　　　　王向荣(右)“实话实说”后更困惑

　　在那期节目中，王向荣作为惟一的民歌歌手参加录制，在现场也表演了两个节目。但所讨论的话题却像一块大石一样压在现场所有人的心头，他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民歌究竟会不会消失？或者以哪种方式消失？

　　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理论家；滕文冀，著名的电影导演；冯建华，北京青年民俗专家———三位在中国民俗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一致认为，民歌的萎缩已然是不争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目前似乎没有一种健全的方法可以使民歌更好地存活和发展下去。除了本身市场的不成熟之外，还面临着一个后继无人的问题，甚至连一些原先隐性存在的问题也在此次节目上被摆到桌面，民歌现状看起来似乎是千疮百孔。

　　坐在台上的王向荣似乎很平静地聆听着台下的讨论，但实际上内心已是翻腾不已，因为每一种看法都会在他内心产生莫大的震撼力。一个月后，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王向荣说，媒体对民歌市场的这种发起和呼吁，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不是我们下面的人能说了算，也不是谁就可以左右的；但至少，我们还必须得面对这种现实，必须老老实实地继续唱下去。

　　其实，他担心的是民歌这一民族文化遗产的“后继无人”。目前，许多年轻歌手缺乏生活底蕴，唱出来的民歌也不是原汁原味。更可怕的是，他在陕北的田间地头，已经看不到以前那种拉歌放调、唱地道民歌的现象了。

　　他说，其实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惑。(本报记者廖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