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在首体和歌迷见面的“罗大佑·围炉音乐晚会”使12月31日成为一个令人期待的日子。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扩大这场演出的影响，有关方面前天晚上组织了罗大佑和著名乐评人金兆钧面向媒体的对话。这两个人除了跟音乐有关，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好酒。金兆钧选择了啤酒，罗大佑则端起了温过的花雕，一个把酒论歌的温馨场面就这么出现了。间或还会出现点有趣的场面，比如罗大佑会一边在电钢琴上弹自己的作品一边做讲解，当他弹起《光阴的故事》时，金兆钧在同一台琴上弹起了《同桌的你》，记者恍然发现， 这两支歌的感觉竟是如此相像。这也是罗大佑对内地歌坛影响的一个例证吧。

　　-罗大佑“叛变”的“历史证据”

　　金兆钧：我想在座的朋友对你有那么大兴趣，不仅仅说有这么场“围炉”演唱会，恐怕更大的兴趣是你为什么要来到北京。好像你知道你在内地会有多么大的影响。

　　罗大佑：我想我比较知道在这边有一些人很喜欢我的音乐大概是在1991、1992年，那时候我在香港，毕竟从香港看台北或北京的情况都会比较客观一点。

　　金兆钧：那就是曾经有人骂你叛变了的时期。

　　罗大佑：对。

　　金兆钧：能不能把那段给大家再讲一讲，这边有人对你有批评我知道是为什么，但当时那边为什么很多人对你提出激烈的批评？

　　罗大佑：台湾毕竟是海岛，会有就是像李敖讲的叫做“岛民偏狭症”。我就觉得应该出去看看。大家就说，怎么这人不好好发展，就会跑去香港，在还没回归的时候就帮香港写了首《东方之珠》。这东西是我“叛变”的一个历史上的证据。

　　金兆钧：你当时是怎么看待人家这种批评的？

　　罗大佑：我觉得其实我这一生里面遇到这种事情蛮多的，也蛮久。就说早期从《之乎者也》到《未来主人翁》，到《家》这张唱片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讲，哎，罗大佑怎么变得很温情主义，因为那时我被台湾很惯常的叫法是“年轻人的代言人”，“抗议歌手”，或者是“黑色的叛逆者”啦。其实我后来发现，媒体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我不可能说我唱歌要做年轻人的代言人嘛，所以各种各样对我个人的批评也好，想法也好，我想我在1984、1985年的时候就已经很习惯了。

　　-罗大佑曾为做音乐还是做医生挣扎了10年

　　金兆钧：你在内地的形象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一个温情的形象，比如说你的《童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可以作为主流的来唱，另外一方面人们也认同了你的叛逆，80年代中后期比较广泛地听到你的歌的生于70年代的人，你成为他们整个一代人音乐精神上的偶像，或者说领袖更准确一些。一个创作者一开始创作的时候这种双重性是不多见的。

　　罗大佑：双重身份其实不止音乐上的，那时候我在上医学院，我其实在做音乐和做医生之间的选择上做了很大的挣扎，这个过程有10年左右。

　　金兆钧：你这样的学生这边也不少，上着课写歌。他们很多人成为今天唱片界的中坚力量。那你最后是像鲁迅一样觉得手术刀不太好使，要用歌曲的刀子去医治人心呢，还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

　　罗大佑：我是蛮自私的，是比较喜欢音乐吧。我在1985年3月9日离开台北，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家对我的期望太高了。老说罗大佑是“批判歌手”，我其实就想写自己感情的一部分，我自己对社会的一些看法，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但当你发现有些人把你定义成一个特定要去写某些歌曲，来帮他们把他们的这种想法、政治理念来表达得更清楚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好像走了一条并不是我想要走的路，是别人硬要把我推往那个路上面去。本来就想借音乐制造人类一些和谐的状态，没想到它引起一些对立，对立本身又激化某些东西。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带我一起到美国去，我一告别台北就是四年的时间。我一直为做什么挣扎得蛮厉害，到香港的时候才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希望可以决定我自己做什么，而不是可以靠家里的传统，家里要我做一个医生我就做一个医生。可能我做医生会做得很不错，收入也很不错。

　　金兆钧：到那时候他们还是希望你做一个医生？

　　罗大佑：对，原来小时候他们说你还是要做医生，写歌没有关系，但千万不要放弃做医生。我妈给我讲，我要把你杀掉。我学医学了7年，最后还是丢掉了跑去作曲，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温饱的，是大家觉得没有前途的，大家觉得是“戏子”。所以我1987年到香港给我父母写信，我跟他们讲请相信我，我想我好好做音乐，除了养饱我自己的肚子之外还有所作为。我希望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做了以后会开心。

　　-罗大佑直接影响了内地校园音乐

　　金兆钧：有一个现象很好玩，邓丽君影响了中国内地歌手，内地很多歌手都以模仿她的音色为荣，包括已成名的田震、毛阿敏这些歌手。而你，则是对校园的音乐有直接的影响。就像刚才大家听出《同桌的你》那种感觉跟你非常接近。这种校园情怀也是内地尤其是70年代的人对你的一种接受，我了解他们的接受是把你的愤怒与温情局限在校园里。我们是否可以预料一下在10年以后，这种校园情怀的东西还存在？

　　罗大佑：校园是一个特定的社区，大部分人都是用父母的钱，他们被特定的一些人保护、供养、包围、支持，也同时被管住，这种特殊的环境让年轻人的理想主义特别高，可是在现实方面，没有真正扎扎实实去体会过一些如何养活自己、同事间的竞争这些生存的问题。在校园里面这些理想的东西大家可以沟通，还可以共鸣，但现实的东西，对不起，你的理想可能就是他觉得不对的。

　　金兆钧：在你的旋律创作中有一个特点，应该说流行音乐本身是一种比较西方的体裁，它是靠和声的旋律来展开，而中国的旋律基本上是五声化的，是流动的，你在很多作品里能够把它们融合得很完美，最典型的一首是《东方之珠》，前面都是很五声音阶的，到后来却完全是西方和弦分解出来的旋律。很多人竭力想把这两者融合得好，我不知道你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罗大佑：这个太有趣了。我记得我当时写一首歌叫《海上花》的时候，刚从美国回来，这首歌也是我的罪名之一，“罗大佑商业化”的开始。但这首歌对我的意义，可能我当时刚从西方世界文化的大熔炉——纽约回到东方的时候，身体里面那一种东方的味道它反而就出来了。《海上花》从头到尾都是五声音阶的东西，《鹿港小镇》那种全音符的东西全都不见了。我个人相信这个东西是在环境压迫之下产生的，你必须要对自己人有认同感。文／本报记者摄影／本报记者卢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