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迷笛音乐节结束以后，我在纸媒体和网络BBS上看到了无数报道和记实。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好象出自袖手旁观的冷血记者，后者好象热泪盈眶的新郎新娘。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对这个“中国的伍德斯托克”进行描述的时候，话语被分裂为两个方向，一个来自既定的参照、解释、评判体系，它被要求客观冷静，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由抽象的媒体和具体的记者共同暴露出的立场——如果说无立场本身就是主流社会最重要 的一种态度的话；另一个，那些信手涂抹、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文章，那些偶尔经加工然后流入媒体的BBS报道，则构成了前述话语的解构力量——它激动、任性、不专业、没有距离，并且立场鲜明，并且，依据相反的话语和语言模式，把社会的眼睛改换为个人的眼睛，然后通过充满错别字、俚语、黑话和可爱的废话的语言，通过一些即兴和杂合的语法，描述了同一件事情。

　　进一步的事实是，后者一类描述，的确是来自当事人的描述。或者我们应该反过来说，有一群人，作为主体，开始自己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进行描述。开始建立自己的语法关系，自己的结构，无论在自己内部的关系上还是在以群体面对社会的关系上，都逐渐明确着一套新的规则——这是一种不需要依靠夺取权力而建立的权力，是不需要夺取而自行发生的话语权力，是在对抗、冲突、反叛这些表面的景象之下的自足，是社会之下的亚社会，是尽管主流媒体向主流社会宣布了一个假象，而这群体依然可以在另一个完整的传播体系中满足于不言自明的真相——比如说，以《通俗歌曲》摇滚版、《我爱摇滚乐》和网络为媒体，以发达的人际关系为更直接的传播途径，以服饰和眼神的默契为沟通快捷方式……

　　这是一件大事，尽管它不是从迷笛音乐节开始发生，但它是从迷笛音乐节开始突然显露的。为了表明立场，我把这群人称为“我们”。参照本文题目，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谁是我们？我们在诞生之前是什么？我们能够和将要做什么？

　　我为大陆最早的摇滚乐杂志《通俗歌曲》写了1万字的音乐节流水帐，那题目叫做《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它取自杰克·克鲁亚克的自传体小说《达摩流浪者》。我想说的是，美国垮掉一代作家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深，甚至超过了后来的60年代嬉皮文化、更后来的朋克音乐运动和普遍存在于当代音乐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是一种更本能的呼应。我们前脚刚从80年代土产的人文主义、理想主义废墟中撤退回来，后脚就跟上了新世纪全球青年文化的地下传输，集体从来没有失效，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个样子——而垮掉一代的文化情结，不仅是反文化冲动以及他们的宗教情怀，而是那种东方化、理想化的人类进步梦想，正适合我们不甘心沦为挣扎者的精神状况。

　　挣扎当然是必要的，但还没有那么惨，所以暴力革命的口号被一再搁置，大城市朋克的愤怒也不足以燃起更多持同样生活方式的青年的激进。理想仍然被呼唤，爱正短缺，一个道德崩溃而腐朽道德内紧外松的环境中，另一种伦理被期待——像克鲁泡特金那一代无政府主义者所说，人类进步的动力，应该是互相帮助而不是弱肉强食；而个人进步的途径，则必须是体力劳动和独立思想的结合——如果需要为垮掉一代找到当代中国的回音，那么一种被称为文化浪漫主义的精神正在不顾一切地，从一个唯物、仇恨、冷漠和即将被资本接管的世界里萌芽。我们听摇滚乐，我们购买打口唱片，我们几年前疯了一样寻找盗版VCD，现在光明正大地赞美盗版DVD，即使人民全体接近着中产未来，我们还是不能摆脱一个贫穷国家青年的美德——我们如此敏感。

　　是这样的，中国曾经是一个没有青年文化的国家，现在有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而不是摇滚乐。

　　置身于集体的渴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一种在全社会普遍消失、在知识界被不恰当地抽空和神化的理想主义，从来没有如此正面地得到鼓励。自由从来没有如此具体、如此娱乐、如此不可预测。

　　在对51支乐队进行了评论之后，我的身份从参与策划者、热心观众、乐评人一直过渡到一个文化造梦人。必须承认，在写那篇以克鲁亚克为题的文章时，我连续40小时没有睡觉，神经过热，身陷“我们”的幻觉而不能自拔。如果我说错了，那就让我一个人继续错下去好了。

　　“Smoeday you will join us”，因为这样的梦，从来都不是个人的梦，而这样的错，便是以幼稚为基础，以深思熟虑的幼稚为目的的。文/颜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