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0月，一本记录一段特殊对话名为《自由风格》的书面市了。对话双方是摇滚乐手崔健和哲学家周国平。
时隔两年后的2004年3月9日，周国平教授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再次谈起关于崔健的话题。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人说，崔在最近外国乐队来华演出频频担任嘉宾，只是主办方将崔作为一个商业推广的棋子来进行宣传，你怎么看这个现象？你觉得崔健变了吗？
周国平:在今天的中国，恐怕没有人还能够作为“精神标志和文化符号”存在，崔健也不例外。不过，我不认为他因此就成了“商业元素和宣传手段”。在中国的演艺圈里，他仍是少数坚持自己一贯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追求的人之一。当然，他也必须面向市场，这无可指摘，否则就不能生存。他是在坚持自己的追求的前提下这样做的，我相信这一点在他对商业机会的选择中必定起着重要作用。就商业的成功来说，他远不如许多人，原因也许正在于他太有原则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过，中国没有底层文化。而来自底层却怒放的崔健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无根之花”。你认为他音乐和思想的源泉来自哪里？听众又为什么都以知识分子居多，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产生？
周国平:没有底层文化的土壤，这也许是中国摇滚乐生长的尴尬。不过，哪儿都有生活，所以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不能产生艺术家的。我觉得崔健身上有一种十分可贵的东西，我称之为健康的精神本能，当他感到舒服或不舒服时，是这种本能在做判断，于是他就去想为什么，这使他对人的生存状态有相当敏锐的洞察。他的听众应该是各种各样的吧，会有相当一部分是把摇滚当作时尚来接受的。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个哲学家，你跟崔健对话的目的是什么？
周国平:首先是对崔健这个人的兴趣。不多的几次闲聊，我发现他是一个内心很严肃、也很能想问题的人。我从对话中收获甚多，他是凭直觉、而不是凭理论来思考问题的，因此往往能够直入本质，促使我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崔健这个人，或崔健这个事件在中国当代音乐史和中国当代心灵(思想)史上，占有怎样的分量？
周国平:在这两个方面都是重要的一页。我不是音乐行家，做不了定量的判断，我本人更关注的是他在心灵史上的地位。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崔健的老乐迷都觉得，崔的音乐已经做得大不如上世纪80年代。是乐迷变了,是崔健变了,还是时代变了？不少老乐迷在叹息之余，都觉心中有种特别失落的感觉。
周国平:对这个问题，崔健和这些老乐迷肯定会做出相反的回答。我想，两方面都顺其自然吧。
《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80年代崔健的音乐捶打着无数人的心灵，让越来越多的心灵苏醒，然后扪心自问。而当人们认知越来越全面，生活方式越来越经济化，心灵越来越老化的今天，崔健后摇滚的力量衰弱了，而崔也渐渐步入中年。没有了崔健，你觉得摇滚在中国还会有令人苏醒的力量吗？
周国平:摇滚在中国从来没有兴旺过，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兴旺。上世纪80年代崔健音乐的红火，得益于他的作品的内涵与时代氛围的幸运结合，与摇滚的红火是两回事。我的感觉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可能再有这种幸运结合了。下一次在何时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无人能够预言。《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孙轶玮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