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杵乐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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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杵》专辑封面
西藏第一支摇滚乐队，和那片雪域高原一样神秘，他们展现给世界的是纯净之下一声声直接的呐喊……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苗红报道偶然的激情碰撞和巧合的机缘成就了西藏第一支摇滚乐队，六名藏族小伙将摇滚的旗帜插在了高原之都“日光城”拉萨，缔造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摇滚乐队，执著守望着人类精神的无名高地。
天杵乐队近日携首张同名专辑《天杵》出击，一举突破了备受推崇的“蓝天白云雪山草地”音乐模式的桎梏，摘得《拉萨晚报》评选的2003年度西藏原创音乐“最具冲击力奖”。
在雪域高原上拷问人性
《天杵》专辑词曲间充溢着大自然的气息，透射出激情摇滚和柔情摇滚慑人心魄的独特魅力，既有愤怒悲伤的宣泄，也有浪漫情怀的倾诉，内心真实感受铸就的摇滚诗句化作真切的人文关怀，散播着人性的光芒。
“我们发行专辑最主要的目的是传播思想”乐队灵魂人物鼓手旦增达娃说。“我们关注的不只是某个民族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我们要唤醒大众思考人性究竟怎样才是最好的。”
乐队在成立时并没有特殊的仪式，1999年9月9日，几个人商定后就转到八廓街上物色有明显西藏特色的饰物，他们发现一种具有锋芒性的饰物——天杵。“我们一看到它就感觉到是我们要找的”旦增说。“在西藏的传说中，它是电闪雷鸣时神龙口中射出的利器，打击世间一切邪恶的东西，从宗教上说它是那种定鬼神针，它外形的锋芒及打击邪恶的作用可成为我们乐队锋芒和力量的象征，所以乐队取名天杵。”
不满意自己的专辑
这张专辑从策划到完成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其间乐队还特意创作了两首新歌，进棚录音包括中间休息只用了20多天时间，专辑制作费及乐队往返机票和各项花销总共动用了筹措的8万元，这支海拔最高的摇滚乐队创下了专辑制作成本最低的记录。
为了这次录音行动，天杵乐队去年8月底匆匆赶往成都，人马困顿尚未进入排练，租住房间即遭偷盗，包括乐器在内的所有家当被洗劫一空。天杵乐队只得折回拉萨购置乐器后再返回成都，幸而得到了亚东神鹰音乐工作室的帮助。录音过程中，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的主唱索朗旦增抱病靠喝“糖浆”坚持到录音完成。
“严格给这张专辑打分也就是刚刚及格”旦增坦言道。“我们不满意。我们当初心里创作的那些形象没有百分之百表现出来。最主要的是我们乐队本身在录音棚里的状态和在下面排练的状态不一样。下面排练的那种状态在录音棚里找不到，没有激情。”
“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更像一个人”旦增略感欣慰地说。“我愤怒的时候，我就要发火，谈恋爱的时候肯定非常温柔，跟家里人一起喝茶的时候感觉很温暖，而不老是没头没脑发泄愤怒，里面有柔情的成份。很多人喜欢这张专辑，他们不会喜欢所有的歌，但是他们肯定会找到他们喜欢的歌。”
旦增说他对内地音乐不赞赏的地方是：要么一味玩重的东西、地下的东西，有点过了，把桥梁的东西拆了，别人不欣赏就抱怨别人，要么就是特别流行媚俗的东西，别人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销售那些东西，内地音乐就是这两种情况比较严重。
与崔健“结缘”
“崔健对我影响最大”旦增回忆道，眼神处于遥想当年的状态。“那是1989年我15岁的时候，有朋友从北京带给我一盘磁带，我听到了《一无所有》，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激动，我有共鸣，我的激情被点燃了。其实我什么音乐都喜欢听，但我就是特别喜欢摇滚乐的精练、简单、直接。崔健大家都知道，但是真正用心去喜欢崔健的人很少。崔健发起真唱运动，就是要把真实的情感送出去。”
心怀摇滚梦想的旦增1993年来到北京，在就读中央民族大学声乐系期间，他曾有五六次相距五六米“观摩”崔健排练的经历，地点在民族歌舞团二楼礼堂，只要崔健他们排练，旦增就去看，由此获得了乐队排练的真经，如此这般的机缘巧合事后被旦增说成是命中注定。
回到拉萨的他，最终成为西藏第一支摇滚乐队的创建者。
面对争议
“摇滚乐在西藏还是有争议的”旦增说。“其实摇滚乐本身没有好坏的属性，就象原子弹一样，到坏人的手里成了杀人的工具，到了好人手里就成了拯救人类的东西。摇滚本身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它不会美化生活，也不会丑化生活，它真实地反映生活，没有一点点虚假，给人一种赤裸裸藏不住的感觉。摇滚乐发展到今天本身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摇滚乐对于整个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来说，它代表着一种正义的力量或者一种支持正义的力量，它简单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表达了深邃的哲理。人类的物质生活要发展，精神生活也要发展，精神的东西不一起来的话，那肯定是制造地狱，而不会是建造天堂。”
摇滚乐在普通人看来是叛逆的。旦增说：“为什么要叛逆，这是问题核心所在，不是说为了叛逆而叛逆，那肯定是错的。假如我们反对叛逆的对象是邪恶的，那肯定要叛逆，如果对象是正义的非常好的话,那我们何必要叛逆？任何一种艺术都是要表现一种美，摇滚乐也不例外，我们否定了丑其实就是肯定了美，实质上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出于一种爱，我们呼吁人类要珍爱自然和生命以及一切善良美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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