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26日、27日，以一曲《阿姐鼓》而蜚声海内外的女歌手朱哲琴，将与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艺术家们一起登上《朱哲琴和世界艺术家们＠2001天唱人间》演唱会的舞台，拉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期10年的“世界和平文化艺术盛典”的序幕，向地球、人类、自然发出来自中国的和平呼唤。这一重大的文化事件使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反思过去、面对未来的责任感，同时，也有机会让我们直接面对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比如朱哲琴和何训田，两位具有世界声誉、密不可分的音乐人。

　　过去，很多人只知有《黄孩子》不知有朱哲琴，后来只知有朱哲琴不知有何训田，但正是这两个人的合作，才有了蜚声世界的《黄孩子》、《阿姐鼓》、《央金玛》。曾以先锋音乐而闻名的何训田是幕后的作曲家和制作人的角色，而朱哲琴则是他整个音乐形象的体现。昨天下午，本报记者同时分别于北京、上海两地对这两位在音乐上配合得珠联璧合的搭档进行了背对背的同题采访，在面对同一问题时，他们分别的回答又如何呢？

　　北京

　　 受访者：歌手朱哲琴

　　采访者：本报记者刘净植

　　上海

　　 受访者：音乐人何训田

　　采访者：本报实习记者郭佳

　　问题一：人们常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但很多音乐人尤其是做流行音乐的人都认为音乐是有国界的，他们认为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中国音乐走向世界的障碍，但你们音乐的成功令国内乐迷感到光荣，那你认为你们音乐的这种成功与什么有关？是强烈的差异引起的新奇感或是意识上引起了某种共鸣？

　　 朱：这两种说法我都同意，有界限和无界限只是一种可能而已，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不光是我的音乐。我觉得认可艺术手段的差异是很珍贵的，因为这体现了艺术家的个性，但在手段背后的基础是人性，这是共通的。

　　 何：纯粹的音乐确实与语言没有关系，但它却会受到文字的局限，这就要看听音乐的人是以音乐为主还是以听懂为主。如果是以音乐为主，那么这种障碍就消失了。就好像大部分外国人并不真正明白《阿姐鼓》在唱什么，但却可感受它与众不同的风格，很难说这种风格是纯东方的，因为我的灵感并不单纯地来自东方或西方，而是来自我自己。

　　经过了这么多年，西方对东方的古老文化已并不陌生，其实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东方现在创造的新文化，这就需要我们从个体出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思维去描述，用自己的语言去说话，只有这样才能淡化国界。

　　问题二：前一段有报道说朱哲琴强调“我的音乐与地域无关”，但实际上人们接受朱哲琴恐怕与你们的音乐形象的强烈地域色彩很有关系，你觉得这两者是否矛盾？

　　 朱：我并没有说我的音乐与地域无关，我的两张专辑《阿姐鼓》和《央金玛》都是以西藏为背景的。我不知是传媒还是音乐评论把我说成这样，我只能一再解释我不是西藏音乐的代言人，虽然我的音乐用了西藏为背景，但这和西藏音乐是两个概念。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就像我生活在汉文化的区域，也不能代表汉族音乐一样。

　　 何：我们到西藏去，并不是去寻找西藏，而是去寻找自己。我们基本上不用现成的民歌，因为那是别人已经感受了的东西，我们要做的是深入骨髓。不过，虽然我们的音乐表面上与民歌无关，但内在气质却联系很紧密。

　　问题三：从《阿姐鼓》开始，似乎大多数国内乐迷对你们及你们音乐的了解多是“出口转内销”，为什么会是这样？

　　 朱：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其实从《一个真实的故事》开始，就是人们记住我的作品而不知道我是谁，我后来很多作品都有这样的遭遇，就像人们知道《黄孩子》但不知到我是谁，有人还叫我“黄小姐”。但是这对我都不重要。

　　 何：其实是很自然的，不是刻意要先到国外发，一切只是机遇使然。就如同今天，你们都要做采访，但我先看到你，就先和你谈了。

　　问题四：似乎以往并不经常见到你们在国内公开亮相，因而我们对于你们平时在哪儿(国内？国外？)在做些什么很好奇。

　　 朱：我很多时间都在旅行，国内国外都有。还有看书。我的朋友都说我是“住在箱子里的人”。

　　 何：主要是在国内，但偶而也会出去。在国内时，主要是写写东西，因为平时我们总是说得太多，做得太少。

　　问题五：你觉得一个歌手的外形和她的音乐风格的关系是怎样的？很多年前朱哲琴唱《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时候，其外形、着装都十分普通，但从《阿姐鼓》之后就变得很特别了，这是否是一种包装？

　　 朱：对我而言，这跟具体的作品有关，唱《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一个学生，这首歌也是描写大学生的，所以形象上比较贴近那种感觉；《黄孩子》是流浪式的，所以唱片封面上我是在船上，穿着毛背心。到《阿姐鼓》时就有奇特的东西出现了，不仅是在音乐上，在我的生活、我心里，就像滤色镜一样给染上了一种色彩。我觉得这是综合的形象，不是从音乐到音乐，是一个整体。我在拍音乐录影带、做现场演出都是一种整体的形象。

　　 何：一个歌手的外形、着装与其演唱的作品是有关系的，至少有内在的联系。就如同这一次的演唱会，朱哲琴的造型是经过灯光、舞美等各部门讨论的结果。

　　问题六：尽管事隔多年，我们仍然还是想知道你们是怎样开始合作的？

　　 朱：那是在大奖赛获奖后，我想停止在歌坛的发展，按当时那种方向发展下去我觉得会离音乐很远，我头脑里有更奇妙更有吸引力的地方。那是我最后参加那种活动，是四川国际电视节，就认识了何训田。他约我合作，我拒绝了，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后来我们聊天聊了很多，他让我发现，在那种环境里很少有人这么思考，很少人去这么理解事物的价值，这与(他的)作品是分不开的，我很看重这种基础。

　　 何：其实那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我还在四川音乐学院，时值全运会，我应邀担任开幕式的艺术总监，经邹友开的推荐，我结识了刚刚在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中获得二等奖的朱哲琴。经过一次长谈，我们发现彼此之间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于是……

　　问题七：除了作为对一个歌手(音乐人)的评价之外，你眼里的朱哲琴(何训田)是什么样的？

　　 朱：我觉得他是这个时代里的奇才，不仅是在艺术领域。他那种稳定性和毅力，让我吃了一惊。有的人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不凡而降临的，很少的人。他在音乐上的严格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因为我们很长时间地合作，他对我影响很大。

　　 何：她会不顾一切地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在乎任何干扰；她喜爱旅行，曾去过阿里无人区；她录音时坚持要关灯；她会在棚里花很长时间酝酿情绪，甚至会因找不到感觉而“逃跑”；她唱歌时会灵魂出窍……

　　问题八：在北京的演唱会上，你们将与多位艺术家向世界发出和平文化的呼声，你们对这次活动所倡导的东方“和文化”怎么理解？

　　 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这次活动是对人类未来的关注。这与每个人生存在世界上的终极考虑有关，不是“和”与“不和”的概念。每个人像一粒灰尘，生命的本体构成世界的元素，对他们的未来都有这样的理想，每个人都应开始去做。这次活动从我的演唱会开始，是一种机缘。

　　 何：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提供，同时也能自由地选择。大家共同付出，共同分享，而不会用一种声音代替另一种声音。

　　问题九：如此重大的主题，一次演唱会能否传达给世界？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朱：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不停地工作和创造，每个人都去做。我联想起西藏“轮回”的说法，如果把生命看得有延伸的可能，这一生和后世有联系的话，所有的事情不会停留在及时行乐的层面。实际这个活动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开始，应该不只是这一方面，要每个人、每个领域去做去实践，否则就会停留在一个口号，或一个开幕式。

　　 何：因为此次演唱会是作为“世界和平文化艺术盛典”的开幕式，我相信可以将许多不同的声音汇聚起来，组成强大的人文背景。(文：刘净植；郭佳；摄：本报记者卢北峰；上海特约记者姜成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