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每年的3-15，我们都会联想到一句熟悉的话：质量万里行。所谓质量，必定与商品相联，然而我们似乎从未怀疑过上层建筑领域有无“假货”。在今年的3-15即将来临之际，北京的音乐界人士在《音乐周报》的组织下，为人们通常在这一活动中所忽略的音乐来了个“会诊”。在肯定主流的前提下，权威人士指出音乐界的一些假象，如假唱、盗版碟、盗版教材、假考级，就连通常我们常挂在嘴边的一些概念甚至也有假，虽然尚未形成气候，但“假”的泛滥和日益猖獗必将为整个音乐界的健康发展制造阻力。

　　有了假唱，蚊子声也能变成轰炸机

　　在各种电视晚会或演唱会上放录音、对口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习惯并不等于认同，著名声乐教授金铁林以及歌唱家程志便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金铁林首先从录音设备的强大功能谈起，“现在的录音设备实在是了不得，轻轻推一下，顶得上练十年功，蚊子也能变成轰炸机。有了假唱，随时随地可保持最佳状态，时间久了，高音唱不上去，把在学校多年练的功都荒废了，不仅对演员本身不利，对观众也是一种欺骗，造成了两方间的一种不信任，说实话，现在电视上真唱假唱我都看不出来。”

　　而歌唱家程志的发言则更为尖锐，“这些年我曾多次出国演出，在国外，电视晚会是被禁止的，即使需要录像，也必须与有关院团签订合同，而且需交纳一定费用。像我国这种电视台搞晚会的做法是对舞台艺术的一种削弱，这并不符合艺术市场运行的规律。但电视台的这种特权也使得演员迫切与电视台挂钩，而这其中也不乏托关系找路子的末流演员，相声、小品的演出形式决定了它现场演出的特性，惟一的突破口，就是歌唱，但因个人水平有限，便为假唱提供了生存空间。这虽然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人，但不要因一小撮人搅浑了一池清水。”

　　音乐教材的盗版不逊于盗版碟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居其宏为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我曾看到过一部关于音乐史的著作，33万字竟无一个注码，甚至有些用引号的部分也没注明出处，正确与否都无从考证，显然是对别人劳动的一种无偿占有。”不注明出处尚且可称为一种写作习惯上的失误，而中国音协的顾春雨为我们讲的故事则更为离奇，“我曾收到过一封信，一位读者曾看到过一本由音协出版的关于单簧管考级的书，其中错误很多，他批评吴雁泽不该为这样一本书作序。其实音协并未举行过单簧管考级，也从未出版过此类教材，吴雁泽作序更是无从谈起。”提起盗版教材，人民音乐出版社的董树力则有些无可奈何，“截至去年下半年，我们出版社被盗版的图书就达上百册。我曾到几个省地同有关部门去查处盗版，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如果没有举报，简直无从下手。另外，由于《版权法》的某些疏漏，也造成了取证的相对困难。”

　　老师也要打假

　　首师大王安国教授的一席话绝不是耸人听闻，“音乐界不打假，便没有真正的艺术存在；社会不打假，人与人之间便无信任度；国家不打假，则国将不国了。”而教育作为一个国家未来的支柱，它的“真伪”关系着一个国家未来的前途。单从钢琴考级而言，多次参与钢琴考级、来自总政歌剧团的钱志文感慨颇多，“多年前，音协刚开始组织钢琴考级时，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仅用这一纸证书来认证特长生是十分不公平的。我曾在外地见到有的孩子非常投入地弹着一个接一个的错音，有的甚至听不出是什么曲子。而参与考级的老师有些是拉小提琴甚至是搞声乐的，可想而知考出来的学生是一种什么水平。我还曾听说有些老师骑着自行车赶场一样地专教‘考级’，这种老师也应属于打假的对象。”

　　急功近利是“假”的根源

　　北京广播学院的何晓兵教授为我们列举了几个“假”概念，“首先，音乐是一种世界语言，假！因为音乐只能是一种方言；其次，高雅＝高级，假！因为在国外，18、19世纪，我们认为的高雅音乐仅仅是一种皇家音乐；再次，传统音乐美学，假！因为美学至今无法界定，第一块砖尚无法确定，第二块便无法堆砌。”

　　在以上诸多言论对“假”狂轰滥炸之后，“假”的惟一辩护者乐评人金兆钧终于发话，在经济学上，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必须与成本有关，它便是一切假的根源。对我们来说，传达道德呼吁并不可能一下子扭转急功近利的局面，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力让好的东西传播，在创作、制作、表演、传播、评论等领域必须创造条件让‘假’变成真。”(江南时报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