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摔话筒事件后田震第一次接受媒体专访

　　田震挑了一个古色古香的茶馆接受采访，除了我们坐着的暗红色沙发，一切摆设都是旧的。“这里让我感觉舒服”，戴着黑色帽子的田震说。午后的阳光正打在身上，她显得十分愉快，不用服务员，很熟练地泡着那壶“至尊乌龙”。

　　但谈起4月底在南京中国流行音乐榜颁奖的“拒奖事件”，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她开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并且几次语气果断地拒绝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这次事件是她从艺以来面临的最大风波，在中央电台传出要封杀她的口风之后，这一风波再度升级。

　　但有趣的是，同样是“媒体阵营”，目前大多媒体对于田震的冲冠一怒，以叫好声音为多，看来，不管是谁玩的黑幕，都是不招人待见的。

　　在事件发生之后，这是田震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但她依然不愿意去回顾细节。喜洋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张卫宁陪着她，有些话只好由他来回答。当然，她的态度鲜明也让我领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干的，也就是这个田震。

　　记：来之前看了你的个人网站，正好看到一段你接受采访的录像，你站在公司的一个展柜前介绍自己得过的各种奖项，而且还说，如果平常没什么事情，你是很乐于去各个地方领奖的，看来你一直对评奖都挺在乎的？

　　田：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更重视唱片的完成，因为我觉得唱片在做的时候才是属于我的，做完之后进入市场就与我无关了。最开始的时候，我甚至都觉得评奖这个事，有也好，没也罢，无所谓。一直到1996年进入红星唱片生产社之后，还是这样的想法，还因此和唱片公司的人发生过冲突。因为那时我总以为这个奖是给我个人的，我当然可领可不领。但我后来思想上就发生了一些转变，认识到一张唱片上名字写得最大的是田震，但并不是所有的功劳都是田震的，而是属于整个制作群体，这是他们辛勤工作的累积的结果。所以，我注重这个奖项，意味着我尊重我周围人的劳动，而不是说，我要是没有这个奖项就要死要活了。

　　记：如果像你刚才所说的，去领奖不过是对整个创作集体的尊重，为什么他们不给你这个奖，你会那么愤怒呢？

　　田：不知你看了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没有，问题在于，这个事情里我感觉到的是一种戏弄！做任何事情，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不要翻来覆去。他们已经说服了我去，我也决定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却突然间发生了一些改变，而且这种改变还说是受到了各种压力，我认为这是莫名其妙。我演出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

　　不说是任何一个有尊严的歌手，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比如说我们马路上随便见到的一个人，卖包子的、换鸡蛋的，我相信也都不会容忍任何人去戏弄他。你挑战我的尊严，对不起，我必须要有一种反抗。

　　记：当时具体的情形是什么样子？

　　田：我真是不愿意再说这事了。这个“五一”我和朋友们是在北京郊区的一条船上度过的，天气很好，没有风，阳光也很充足，有人打扑克，我就懒洋洋地在甲板上躺着。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看着祖国的大好山河，你要是还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我看这人就欠挨揍了。”那么美丽的大自然，让你陶醉，而且，会让人觉得人真是很渺小，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应该把每天过好，让自己开心。我觉得我都已经快把南京的事忘记了，请你不要让我一回来就又陷到这个事情的纠缠里来好不好？

　　(旁边的张卫宁接过话来。)

　　张：我想说一下4月29日那天的事。直到29日凌晨，因为田震另外安排了演出，能不能去南京还是没有眉目，所以我就打电话告诉组委会，希望很渺茫，但会尽力试试。如果那时他们告诉我田震的奖被取消了，我们不会有任何怨言，可是他们没说。到了上午10点多，我们终于把那个演出推掉了，11点多，我给组委会打电话，说田震终于可以去领奖了，这时他们还说“能来太好了，我们马上排一排节目”。甚至我们还谈到了田震第几个出场，他们说“最受欢迎女歌手”应该是最后出场，不过还有港台歌手，所以可能是倒数第三的位置，后面还有陈晓东和周蕙。我还告诉他们我们终于订上了17：10的飞机，大约18：50到南京，19：30开场还来得及，因为时间紧，他们还建议田震连妆都在家化好，于是田震就在去机场之前化好了妆。大约16：50或17：00左右，我们坐到了飞机上，我的手机忽然响了，他们一开口就说：“拜托你们了，不来行吗？什么损失都由我们来负担，我们这边的压力太大，求求你们，别来了。”这时，空姐走过来要我关掉手机。我们那时也没办法了，我们不能跳飞机吧？可是主办方却对外界说，一早告诉我们这个奖被取消了，这一来性质就变了，好像我们早就知道这个结果，故意来抢这个奖似的！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压力很大，而且特别荒唐的是，当时他们还告诉我，我们要不临时为你设一个“全球华语最受欢迎歌手奖”？他们说，这可是最高奖了，奖先颁了，奖杯回头再去做。

　　记：既然如此，那你干嘛不顺水推舟接受这个奖呢？

　　田：我的态度是，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什么“全球华语”，就是全世界，全宇宙人民最受欢迎歌手，你敢，我还真不敢领。

　　记：不过你反抗方式的激烈可能是别的歌手做不到的。

　　田：我并不认为我所有的做法都对，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血有肉，血气方刚的人作这种选择都是有可能的。

　　记：但你是一个个体，而对方是一个组织，你当时没有考虑到这种对抗可能带来的后果吗？

　　田：对于此事我真是不想再谈了。至于所谓封杀，就让它去吧。

　　记：他们的封杀对你来说无关大局吗？

　　田：不是这个意思。但如果他非要这么做，我也只能表示遗憾，因为这是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权利，我又能怎样呢？

　　(记者转向张卫宁：“这件事对田震的损失大吗？”)

　　张：从某种意义上说，当然是重要的损失，传媒是我们和听众之间一个最重要的纽带。但毕竟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个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但如果这是真的，我想我们会积极向上级部门申诉。其实我们并不是冲着中央电台，平心而论，他们这些年为了推动流行乐坛也作了很多贡献，我认为这次事件还是组委会的某些人做事不严肃造成的。

　　记：你报给广电总局的申报材料目前有没有什么答复？

　　张：还没有。

　　记：近来各种各样的颁奖非常多，但是权威性怎样让人怀疑。现在大家普遍都认为，田震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张：说实话，现在颁奖多，让很多歌手和唱片公司都有疲于奔命的感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也正是这些东西开始刺激这个行业，它意味着有企业看准了这个行业，愿意注入资金--这个行业半死不活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我们要清楚，晚会是娱乐的，但颁奖是严肃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特别是标榜自己是中国格莱美、奖项是投票选出来的“权威大奖”，更不能当作儿戏。

　　记：听说不仅仅是颁奖，很多电台的排行榜其实也有很多的黑箱操作。

　　张：其实这也不能只怪电台，更重要的可能是中国流行音乐环境太差。国外一个重要的奖项或者排行榜的评定最重要的依据是唱片销量，代表了你的市场认可度，这是一个商业的标准，再加上观众投票，专家评定，形成一个整体的评定框架。但在中国，最瘸的也是最主要的那条腿，唱片销量因为盗版问题完全无法统计。在这个时候再有一些非专业人员去玩猫腻，那可能真的像某些媒体说的--终于出事了，早晚要出事。

　　记：那要是这么说，想要有一个权威的，公平的评奖，就得先从整治盗版入手？看今天中国的状况，估计这个过程太漫长了吧。

　　张：但我觉得，游戏规则的制定在人，不管你这个规则可能有什么样的缺憾，但大家目前既然认同这个规则，那么认真地去遵守它，是走向完善的第一步。这就像我们在某个时候颁布的法规，也许三五年之后再看这个法规已经有些可笑了，可能需要修正了，但是在当时的民政部下它有它的道理，而且必须去遵守。

　　记：我在网上看到了你们给歌迷的致歉信。

　　张：我们自己也时刻在反思事件本身，我们认为，无论如何，歌迷是无辜的。但我们发出这封信，决不意味着我们向某些势力屈服。

　　记：田震是不是在处理类似的问题时总是直来直去的？

　　(一直在旁边不说话的田震开口了。)

　　田：平常本人绝不是个嚣张的人，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有我的底线，冲破我的底线，那就真要对你说对不起了。

　　记：那你是不是个挺认真的人？

　　张：(插话)我跟你举个小例子吧。《干杯，朋友》你听过吧，那首歌有三段，每段四句话，但她整整录了三天，当时是夏天，录音棚里又不能开空调，每天一站就是五六个钟头，流汗流得后脖子都过敏肿起来了。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她这个人有点“轴”，好词叫做“直”。

　　田：那是为了音乐，那是自觉自愿的，那跟这次评奖是两回事。

　　记：不过你自己说过，你的性格很个别，不知道是怎么个个别法？

　　田：其实就是我这人不太合群，本身来讲，我不喜欢热热闹闹扎堆，呼朋唤友的一大群，但真心朋友可能一个没有。我跟人不会见面熟，总是要慢慢熟悉，接受别人，一旦接受了，往往就能固定很长时间。我平常做事做人，都会给自己留下很大的空间，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我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记：你所说的精神世界是什么呢？

　　田：音乐是一个极美的世界，我经常会自己呆在家里听音乐，在音乐里有一种狂想，那种感觉我想就像吸毒--当然这是在胡说八道了--就是它死活会拽着我，即使这辈子不当歌手去卖瓜子也离不开。做音乐也是一样，做出一个成功的音乐，在录音棚里，和大家一起过了这个关，就像打游戏机一样，闯过去，你就会有一种很大的快感。

　　记：一个人的音乐和他的性格是不是会密切相关？

　　田：音乐里面做不了假。（杨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