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在上海街头宣传抗日。（解放日报资料照片）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
《毕业歌》，一首曾经年轻和正年轻的人们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孟波，一个86岁的老人握紧拳头，再度铿锵有力地吟唱。苍老的嗓音传递出的是一代共产青年的热血澎湃和民族救亡最初的呐喊。
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坐在记者对面的孟老用一首首老歌串联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窗外细雨纷飞，老人眯起眼陷入回忆，缓缓地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进步歌曲创作的发源地。”
太多的压迫、太多的屈辱，1931年“9·１8”事变后的旧中国千疮百孔、民族危亡，但进步歌曲的创作却迎来了春天。是跟着共产党要求抗战，还是跟着国民党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当时，孟波和聂耳、冼星海、任光、张曙、吕骥、麦新等进步音乐家汇聚上海，他们决心用歌曲做答，唤醒民众。
其时，中共领导文化工作的瞿秋白同志认为，电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强，鼓励音乐家积极参与电影音乐创作。时隔不久，伴随着《风云儿女》、《大路》、《桃李劫》等影片的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一大批救亡歌曲广为传唱，点燃了国人心中抗日救亡的烽火。
抗战前的上海，工人、妇女、学生、教育界等都成立了“救国会”。这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把救亡歌曲作为宣传抗战的重要内容。孟波回忆说，当时进步人士共有一个信念：要把救亡歌曲传送到街头、工厂、学校、商店、军队等每一个角落，使它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1936年，地下党领导的抗日示威游行接连不断，救亡歌曲如同革命的号角，激荡起民众昂扬斗志。“那年11月23日，我们几千人的队伍聚集到河南路、苏州河的天后宫桥附近。游行开始之前，有消息传来说，救国会的领导被国民党逮捕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七君子事件’。”往事历历在目，孟老的情绪不禁激动起来，“当时，租界里的巡捕驱赶人群，游行队伍被冲散，正在大家四处彷徨的时候，上级党组织指示：‘继续游行’！”
要重新集合游行队伍，可又不能吹集合号，怎么办？孟波与麦新等人当即在天后宫桥底下组建了一个临时歌咏团，指挥打个手势，激越的歌声瞬时响彻云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
店铺里，弄堂里，苏州河的泊船上……听到歌声，游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冲向街头，重新汇聚到一起：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
数千人的合唱，唱出革命豪情，唱出报国之志。上海人民万众一心，发出了要求抗战的怒吼！
抗战前夜，东北已沦亡数载，华北也将不保，可蒋介石仍然在报上坚称“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易牺牲”，妄图扑灭民众要求抗战的怒火。孟波、麦新，两位年轻的进步音乐工作者针锋相对，连夜创作《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
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
……”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非常时期，要有多大的勇气和胆魄才能做出这样的壮举？孟波说：“不怕，因为我们认准了，共产党号召抗战，我们就写救亡歌曲。谁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无怨无悔！”
孟波和麦新受各救亡歌咏团体的委托，冒着生命危险编写《大众歌声》，可一出版就遭到国民党的查禁。但国民党禁不了人民大众对抗战歌曲的渴求，在短短几个月中，歌集秘密出了四版，随着抗战的深入，它的影响力甚至波及到了国民党的军营里。
“抗战期间，中山舰在长江惨遭日寇轰炸，当军舰开始缓缓下沉时，全舰国民党官兵反倒无所畏惧了，他们齐声高唱：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孟波再次动情地挥舞起拳头，“这就是我和麦新写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啊！”
一首首抗战歌曲从上海传遍全国，抗战八年，高歌八年。孟老说，这不奇怪，因为这些歌是“共产党的声音，是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呐喊”！(记者 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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