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名的谭盾在纽约地铁里经常能碰到一些来自中国的同行在拉琴，他们见了谭盾，总是收住手指，很客气地说：“谭先生……初次见面，不好意思……”
“嗨，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谭善解人意地安慰说。
“嗯，要说也是，听说你以前也是拉这个的。”
谭盾绘声绘色讲完了这个“自揭老底”的故事后，朗声大笑。
刚刚获了奥斯卡原创音乐奖的谭盾有很传奇的经历--在纽约街头拉琴、跟人争地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来美国前，他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著名的“四大才子”之一；而更早之前，他在乡下插队、种稻子，是一个“农民音乐家”，最大的梦想是能做一个职业的京胡琴师；再追溯起来，他就是一个经常在荒野里游荡的湖南小孩，只不过对看人家做道场具有浓厚兴趣。
6月23日，谭回到阔别9年的北京，当晚他就赶上了在紫禁城前举行的“三大男高音音乐会”，并成为晚宴上多明戈的座上宾————我们很快就得知，谭盾刚接受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委约，为其创作将于2006年或2007年推出的大型歌剧《秦始皇》。该歌剧计划在长城做实景演出，邀请张艺谋担任导演，并已定下由多明戈担纲主演秦始皇一角。多明戈自然是喜上眉梢，信誓旦旦回去就要全面健身。
第二天，谭在北京公开见媒体，见面会规模非常小，但莅临的嘉宾却是重量级的。谭盾右边坐着张艺谋，左边坐着余隆，这为招待会的两个主题做了关键的注解。
与张艺谋的一系列合作被北京某媒体称为“三步走”：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很遥远的《秦始皇》，谭将参加张艺谋执导的北京申奥宣传片的拍摄工作，片中不仅有谭盾的镜头，并将采用谭盾的音乐作为主题曲，而张艺谋的新片《英雄》已确定由谭盾作曲。
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余隆也已经邀请谭盾10月在北京指挥中国爱乐乐团，演奏其《卧虎藏龙》多媒体协奏曲和另一部作品《水》。
从极其繁忙的日程中挤出一点时间，谭盾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和奥斯卡那张捧着小金人喜不自胜的照片一样，谭盾还是理着小平头--那张照片把他拍得有些天真，而他其他的照片则显得有些“鬼气”，他的日常状态却是介于两者之间，斯文平和的谈吐之中不乏机趣和幽默。
至今谭盾依然认为《北京人在纽约》里关于纽约的那句诗十分经典，纽约对有些人来说是天堂，对有些人来说则是地狱，谭盾显然是很幸运的那部分人，当然，正如他开始讲的故事，他也经过了类似炼狱里的煎熬。
“我的成功源于湖南人的辣椒脾气和骡子脾气。”他说。
记：有一次逛商场，听到背景音乐居然是《卧虎藏龙》，你能想到你的音乐在这样的地方被人欣赏吗？
谭：是吗？那……这个商场肯定是个好商场(笑)。不过，这在我的作品中应该是个很特殊的例子。
记：所以我当时想到，《卧虎藏龙》可能是你的作品中最被大众接受的一部。
谭：《卧虎藏龙》音乐能跟很多普通人交流，这是件很好的事，《卧虎藏龙》其实很古典，很委婉，很优雅，它也证明，被很多人喜欢并不一定就等于低俗，兼顾两者其实是个很难的课题，也是很多人希望突破的课题。我们不是经常在发愁怎样让年轻人接受古典音乐的教育吗？也许《卧虎藏龙》在这方面是抛砖引玉。
记：你的其他作品经常被人说“前卫”、“难懂”，那么在《卧虎藏龙》得到这样的效果之后，会不会让你对音乐的观念进行反思？
谭：其实我一直在做调整，每部作品都会有调整。当然，电影音乐和交响乐还是两个不同的种类，你要是用电影音乐的思路写交响乐，可能也没人听。而如果你用交响乐的概念写电影音乐，你可能早就被“炒”掉了。不过，我一直也在尝试有所交叉，能够把古典音乐的东西带到电影音乐里来。
记：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你在做音乐的时候更多考虑要向大众趣味低头？
谭：我觉得不存在“考虑”或者“迎合”这样的问题，而是电影音乐作为一个艺术种类有它的特性。电影音乐要简单，情绪要直接，同时要通俗。
记：那么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自己早期的作品，是什么感觉呢？
谭：我早期的作品他们都说听不懂，但我发现，内地、香港、澳门现在演奏得最多的就是我八十年代的作品。
记：你曾经说“得奥斯卡难，得奥斯卡之后更难”，为什么呢？这个说法是不是跟不久前已经解决的所谓的“侵犯版权”纠纷有关系？
谭：其实这句话首先是从文化的因素上说的，因为无论是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在通俗和非通俗之间，在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之间，还是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都有很多很多的隔阂，突破这些隔阂很难。即使这个隔阂在奥斯卡这里突破了，(美国)社会上的阻力、传统的势力还是很大。至于所谓“侵权”事件，我认为，保护自己的版权应该以尊重别人的版权为前提，而不应该在此中间谋求自己的利益。这个事件中我特别反感的是对方律师说为什么要把我牵涉进去，他说：“因为我们开始和唱片公司联系版权的事情没有什么反应，一定要把谭盾的名字放进去才能引起反应啊。”也就是说，他们要借助我的名声把这个事情搞大、炒热，我觉得这样做特别特别不负责任，对我也太不公平了。
记：据我所知，你当时对这件事情好像反应极其激烈，激烈程度至少超过我的想象，甚至让人感到……你很脆弱。
谭：这不是脆弱，而是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本来在外面旅行，回到家里知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香港方面告诉说演出将要被冻结，《卧虎藏龙》原创音乐本来和全球36个交响乐团在谈演出的事情，到后来有28个交响乐团给我发来传真冻结谈判。你知道有多少人在为这样的演出工作？经纪人、赞助人……你知道要用多少时间去纠正？要雇多少人？要花多少钱？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那段时间，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而且，不知道有多少律师在网上跟我联系，说要做我的代理人。想想我的家人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他们真不会想到我所受的打击有多大，这是一个无辜的灾难。
记：这是你碰到过的最大的危机吗？
谭：是第一次，我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干扰。
记：以前西方有的媒体批评你，说你的音乐风格是“把啤酒和红酒兑在一起喝”，现在还有这样的声音吗？
谭：这种批评现在是不敢有了，因为谁要这么说肯定他自己要遭到批评，以前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东方永远是东方，西方永远是西方，不要做梦想把他们弄成一方。现在这样说就是反面教育了，因为东方在整个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完全改变了。
记：跟《卧虎藏龙》获奖有关系吗？
谭：《卧虎藏龙》对东方文化做了很大的提升。当然，它只不过是一部电影而已，它不可能改变世界。
记：但中国人好像把它看得很重。
谭：没有那么重，也没有那么轻(笑)。《卧虎藏龙》在全世界带来的文化冲击和文化震撼可能是在国内难以想象的。在那段时间，全世界所有的报纸、杂志、电视，一打开就是在谈中国的东西，你知道这个意义有多大？你要是做宣传，可能花1000亿美金都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做不了那么好。
记：奥斯卡获奖有没有对你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地位有提升？
谭：奥斯卡其实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传播方式。古典音乐领域最有威望的是格威文美尔作曲大奖，这个奖的创立人是塑胶的发明者，他设立的奖项是诺贝尔奖里面没有包括的内容，比如音乐、法律、外交、宗教等等，这个奖我已经得了。回过头来再说奥斯卡，得了之后……我出去要小心了，不能做坏事啊。(笑)就像昨天去听“三高”，开始我还觉得没事，结果一“上场”就被所有的人都认出来了，我那个紧张啊。
记：这就是奥斯卡的“魅力”了(笑)。
谭：什么魅力，灾难啊(笑)……以后想找个女朋友啊，弄个花边啊就没那么自由了。(大笑)。得了奥斯卡之后，就自动成为他们的会员了，可以参加投票，每年可以得到免费的2000张影碟。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2000张影碟你投哪个？你能看得完吗？所以肯定是对谁的文化感兴趣就看谁的，不感兴趣的连看都不看，很多影片连被看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急需非常好的制作人加以包装，引起别人的注意，也就是现在国内所说的“注意力经济”了。而且我认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需要借助国外的力量，现在国内很多优秀的乐团都有国外的乐手了，电影也应该这样，比如说，我要是张艺谋，我就去拍《白求恩》，让汤姆·汉克斯演白求恩……当然，这是玩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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