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生活在城市中间和城市边缘的人们都在消费些什么和娱乐些什么？记者选择的一条考察路线，从北京出发，沿107国道一线，从良乡、涿州到高碑店、白沟、徐水再到保定。
这条路旁的这些城市或多或少被北京所辐射和影响，但更多时候，它们仍保留着小城镇的气味和习惯，烧桔杆的熏烟哪怕在市区也难以躲避。和北京相比，这里物价低廉，生活看上去慢条斯理。偶尔碰上一个时候，大城市传过来的某些新鲜玩艺儿会在人群中引起不
小的骚动。徐水人邵将说，这阵子他们那儿的人开始迷恋吃“汤包”，一个从南方来的人开了家汤包店，每天早上6点半就有人到门口排队。开车200公里到保定消费的北京人很多，在一家开张不久的“贵宾楼”洗浴中心门口，停了过半的京牌轿车。集市则是小城镇演变中存续下来的另一种习惯，它尤其体现在假日，这几个地方的周末甚至要比大城市更隆重，但人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娱乐可选择，于是一些品牌厂商的产品展销会，廉价而丰富的音像消费在这里常常大受欢迎。
其实，所谓雅和俗从一开始就都有一种霸权的意味，这种霸权的推广必定借助一种生产方式主动或被动地普及:如商业、贸易或者战争。文化研究者朱生坚说，任何消费流行的产生和传播，不过是城市化的一个基因片断
10月20日，北京良乡
东五环外的良乡属于房山区，显然位于北京边缘，它用“东关”和“南关”的地名给自己划出边界。随着城市的延伸，一些规模较大的楼盘出现在良乡地面上。餐馆、网吧、KTV，这些城市夜幕下的消费元素，这里并不少见。只不过混杂在扁担、三轮车和被风卷起的尘土里，它们还是更像众多中国农村中的常见一幕。
良乡影剧院是当地惟一的国营电影放映单位，但很是萧条，白天大门紧闭，晚上19点过后才开始营业。影剧院旁一个私人承包的录像厅24小时循环播放一些90年代的香港片，成为当地没有固定职业青年的一个固定聚会点。这个月以来电影院放映的影片片名写在台阶前的一块小黑板上，字写得歪歪斜斜，除了《新警察故事》和《哈里波特3》，还有一些冷门的港片和内地片。正在放的是一部叫《花魁女与母夜叉》的片子。几天前，哈尔滨龙滨歌舞团在这里开了场演唱会，据说，除了发给地方事业单位的赠票外，票竟没有多卖出一张。良乡处在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处，多数年轻人去北京或者石家庄打工了。
孟老板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即便是经常光顾“全福居”的熟客也没弄明白，大家都学着那些服务员的吆喝，扯一嗓子:孟老板！这家老北京炸酱面馆和良乡的其他餐馆一样，在这个地方的第三产业中算是生意火爆的，中午客人陆陆续续散尽要到下午15点左右，17点一到，晚上的生意又开始了。孟老板雇了将近20名小工，还是忙得七窍生烟。下午生意清淡一点的时候，一个伙计开始在VCD机里放一盘“二人转”的碟，画面上一个口音像赵本山的男人和一个口音像高秀敏的女人热火朝天地打逗，引得十来个服务员都放下手里活计，瞅着电视直乐。
“全福居”地处良乡的中心城区，“拱辰大厦”是良乡最大的商场，几个挎着布袋的小伙子沿着闹市在兜售刚出生一两个月的小柴狗。我在街头遇到了一个1980年出生的良乡人张晨，这个说最喜欢任贤齐的小伙子从6年前在电视点播台里听到任贤齐的歌后就一直买他的卡带没有中断。他说，这条路两边原来从清早开始就排满了早餐摊点，他原来也是干这行的，一天能挣个六七十块钱，后来城管查得紧了，见一次收一次，最后把那辆800块钱买的电动三轮车收走之后，他就不干了，原来经常晚上和同伴去一些街边的KTV唱卡拉OK，一首歌5块钱，不过已经好久不去了，因为“失业了”。
除了出去找工的，留在良乡的人的生活没有太多与外来者发生联系的必要。更多时候，他们自娱自乐。良乡有两个广场，一个是新修的昊天广场，有音乐喷泉，张晨说，像他这样年纪小点的人和一些中年夫妇晚上会到这里聚集在昏暗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个政府广场是90年代初盖了，成为老年人的地盘，他们到那里扭秧歌，或者自己挎上收录机，唱样板戏和“洪湖水、浪打浪”。说起刀郎，张晨的印象是，“一两个月前，良乡所有营业场所的喇叭从早到晚都在放他的歌，这会儿已经很少了，这没什么稀奇。去年，阿杜的歌也这种阵势地放过，几年前，是任贤齐的歌”，“不过，我们不太爱听刀郎，中年人听得多”。
10月21日，涿州
107国道两旁几个和“计划生育”有关的标语被刷白了，新标语变成“车库门”之类的广告，这可能是因为沿路林立的铁艺加工店和家具加工店。作为出京的第一站，在涿州车站乘出租车到市中心，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并不存在清楚的城乡界线，农村有不少轿车停在田边，而在市中心的批发市场也可以看到拥挤不堪的农用车、三轮车和扛大包的打工仔，它让城市看起来像一个大的农贸市场。107国道出北京之后，有了专门的农用车道，不宽的路常常被水果摊贩的车占去一半，车辆行驶缓慢。10月21日夜，涿州街头灯火阑珊，主干道两旁的店铺已经打烊，过早的寂静说明了这个城市不算旺盛的夜生活。
一家“王磊音像店”的门面还开着，喇叭很响地放着“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样的粤语歌曲。店主叫王磊，他和他的叔叔两人守着生意，等着周围几个小区熟客的光顾。王磊是外地人，去年到北京一家电脑学校打工，因为“非典”，工作被打断，后来找到了离北京最近的涿州。“是个城市，同时生活费用较低”，王磊自己说他开音像店的原因是他喜欢听歌，他语气中不乏自豪地介绍自己1993年的时候就开始听BEYOND了。王磊介绍，他们店里的货大部分从北京、保定和雄县三地进，春节和暑假也是他们的旺季，不过，买碟的人终归是少数，大部分只肯花一块钱租着看。所以店里7天一进货，每次进货不多，像歌手的CD，一般也就进一两盘，根据他们的判断，一张碟一天能卖出两盘，就说明这个歌手有销路，王磊下回进货会多进几张。“刀郎是一次从保定进货的时候，批发光盘的人硬塞给我一张，我看封面，就两字、一座山，唱歌的人听也没听说过，以为肯定卖不了，把这张盘捎回去后，随手就放在一边了。后来有个中年人跑来问我有没有刀郎的CD卖，我才把那张盘翻了出来。”王磊的叔叔回忆说，接着陆续有人来找碟，他就一次进了十张，很快卖完了，“不过，这阵热好像已经过去了”。
一个做过音像生意因为竞争加剧利润变薄而退出的涿州人介绍，涿州有音像制品独立零售经营许可证的只有27户股东和3户加盟户大概三十来个连琐店，而像王磊这样的零散经营户遍布大街小巷和最繁华的范阳路，不下500家，每天影碟消费的“吞吐量”在万张。这些廉价而普遍的消费在满足着大多数涿州人的夜生活，并以最简易的方式复制和形成一种流行。
张明媚代表涿州的另一个群体，她是物探中学的高中生。这个有点早熟的女孩儿说她们全班有一年时间都在传看《萌芽》，因为上面有郭敬明《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小说连载，她记得小说里类似“我们的友情像人民币一样坚挺”的句子，她甚至可以大段背诵里面的段落。她说，她和她的同学向往小说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为此，她们看所有书里提到的书，听书里写到的歌曲。张明媚和我说，几个好朋友的理想是考北京的大学，有一部电影叫《我的美丽乡愁》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电影中有一段讲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村女孩子，她在阳台上看着广州的高楼大厦，非常灿烂的城市，她对着这个城市的上空喊，要把自己的生活梦想在这个城市都实现。“高中几年，同学中间流行过三种东西，一个是郭敬明的小说，一个是MP3，还有手机。”这个女孩很容易便叫出了班上那个第一个拥有MP3的男生的名字，她说，从他之后，买MP3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我们听FM97.4华语榜中榜的打榜歌曲，听到好听的歌，就下载到MP3机里。电台的几个主持像伍周彤，没谁不知道的。”她说，也有一些住校的女生，会坚持吃两个月的馒头，然后去买一瓶香水。
不过，教数学的副校长于刚说他和许多老师的共同烦恼是，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开放，男女同学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看不出距离，“你想警告学生不要早恋，却判断不出来了”。
10月22日，高碑店白沟
在高碑店的车站，两个十来岁的女孩在路边的报亭买书。其中一个个子高挑些的穿着明亮的红色背心和黑色长统靴，背着背包，头发烫得很成熟。她最后挑了一本《当代歌坛》看了半天。杂志里夹着的一张S.H.E的海报终于让她减少了犹豫。她们从良乡过来，到白沟打工，一边走一边埋怨这儿没有“啊呀呀”，她们说的“啊呀呀”是一家连锁性质的时尚精品店。据她自己说，她们在良乡的时候每天都会上“啊呀呀”逛逛。“我以后要开一间这样的店。”女孩很肯定地说。
白沟当年是很大的水道，到天津非常方便，元朝时海运进到大沽口在这换成平底船。不过现在路经白沟的水道早已干涸。作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小商品集散地，这个“副县级建制镇”有着比涿州、高碑店甚至比保定都大的客运中转站，全国近200个城市与白沟开辟了对开班车。
白沟现在很有钱——比几年前都要有钱得多，而那时候，白沟就有了一个村一次从昌河公司订购300辆“小面”的传闻。他们告诉我，1989年白沟有1辆私家车，现在有将近6000辆。一个三轮车主说，他拉一次客只收1元，每天可赚200多元，有时可达300元以上。我到白沟的当天正碰上他们的集市，一辆酷派跑车被挤在三轮车、面包车、电瓶公交车和自行车的中间，半个小时挪动了几米。据说，白沟市场12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云集了2000多家门店、17000多个摊位，暂住人口4万人，流动人口5万人，每日进出10万人。
一个白沟人说，白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上一代人在挣钱，新的一代白沟人许多却在无所事事，他们不需要读书，不需要挣钱;而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一到晚上也往往没有去处。几年前，斗殴时常发生。“政府为了增加这里的娱乐项目，专门在市场里，设了两条文化娱乐街，很快被私人承包，成了白沟的赌场。”
10月22日夜，至少100辆摩托车停在狭窄的文化街中间，一个300平方米左右的游戏厅里有四个庞大的轮盘赌机，每个赌机前都有一个类似“荷官”的人在收钱，被围得密不透风。听人介绍，这种赌机100块钱买1000个注，根据转针转动投注，10000点注是为“爆机”，除了赢得1000块现金，还有额外200到300不等的“爆机彩”。据目测，一个小时内，每台机的流水超过5000元。
这种夜幕下的娱乐消费，某种意义上，成为这个经济迅速膨胀的小村镇“力比多”释放的一种方式。
10月23日，徐水
10月23日中午，刚出国道，在徐水县城的一个施工工地，一个民间演出团体在进行演出前准备。一个简陋的帐篷里，没有上装的演员正在说戏走戏。三三两两的观众搬来石头、提着方凳坐在戏台前。偶尔驶过的施工卡车，卷起漫天尘土，戏台前已坐满了三四百名观众。尽管破旧的喇叭里传出含糊不清的唱词，可剧团团长丁长庆说:“条件简陋，可我们的锣一敲鼓一响，演员一亮嗓子，用不了半个时辰，上个千儿八百人没啥问题。”这些民间演出团体，由农民自发组织，活跃在徐水农村。我在徐水终于找到了当地的文化馆，一个负责人说，去年，文化馆演出队一个镇连续演出三场，还有农民在看完演出后，赶了20多公里路跑到另一个演出点，就为了第二天能再看一场演出。
在几个县城中，徐水相对贫困，文化馆的“送戏下乡”倒一直每年坚持。但这个仅存的政府文化部门同样步履维艰，据了解，首先演出收取费用很低，文工团搞创收很难，每年除政府安排的宣传性演出外，只能减少到农村演出的场次;另外，是工资低，留不住人。文工团一线演员每月人均工资不足800元，很多业务骨干都走了。几年间，这个文工团已经流失了30多人，“眼看也难以维持了”。记者◎朱文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