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罗大佑携太太李烈在北京和上海作短暂停留后已于4月17日返回台湾。从国内传媒的零星报道上我们几乎 得不到什么有关他的信息。他依然把自己藏得很深，就像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成功地把自己藏在一副墨镜后边一样。4月16日 ，记者乘第一班飞机飞赴上海，在东方饭店一楼的咖啡厅里见到了罗大佑和他爱人同志李烈。

　　记：你曾经是个激进的愤怒青年，对于急剧变迁的时代的种种怪现象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和质疑，由此成了一代青年 的代言人。

　　罗：不遗余力，但小心谨慎，这样才能取得可以演唱这样一个基本权利。

　　记：你有没有压力，因为大家都在抒情，在风花雪月？

　　罗：有时压力反而是一种动力。因为你是在做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记：比起从前那个有斗士色彩的罗大佑，今天的罗大佑和他的创作已经很难让人热血沸腾。你觉得自己正在渐渐老去 吗？

　　罗：我现在不够愤怒，当然跟年龄有关系。但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再去写抗议歌曲，这个议题已经失去了它 的正当作用。在今天的香港，你要抗议什么？你告诉我谁不能骂？什么现象不能写？你要硬找一个什么去骂，我觉得是一件很 虚伪的事情。既然紧箍咒已经松开，就没有必要再去强调：我还是很愤怒的，我还是和从前一样，我还是很年轻的。

　　记：你赞同鲍勃-迪伦，他最冲击你的是什么？

　　罗：他给了我很强的震撼。他的嗓子是一个乞丐的嗓子，或者说是传教士的嗓子，也可以说是一个先知的嗓子，这三 者常常是可以混在一起的。早期鲍勃-迪伦最让我震撼的是他的那种单打独斗的精神，就一把吉他，记得1964年或196 5年他把木吉他换成电吉他时还被嘘了一阵子。

　　记：你的嗓子有些特点，你的歌在你自己演绎之后，别人再唱，那种感觉很难出来。

　　罗：我的一个朋友转述了一个人的话法挺有意思。“你去看罗大佑唱歌，他根本口齿不清，你甚至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但假如你戴上耳机听，会发现他唱得很标准。”他说的标准，可能指的是旋律、歌词和创作的灵魂是合在一起的。这是自然 的，你自己创作的歌曲，你自己最知道怎么去演绎。

　　记：20年前，你写出了《是否》和《鹿港小镇》，前者很深情，后者很悲愤。现在你打算做电子音乐，这是否意味 着在你的音乐中技术将要占主要成分，而情感和批判色彩要居于次要的位置？

　　罗：技术一直都很重要，当初靠一把木吉他，一架钢琴，后来有了电吉他，架子鼓，这些都是时代的语言，人类沟通 的工具也在不断演变，现在数码时代已经来临，我不觉得我们可以逃得掉。

　　记：你的歌曲中有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大地母亲，对纯真的情感……比起70年代和80年代， 今天是个更加令人忧虑的年代，对此你怎么看，你悲观吗？

　　罗：到现在为止不是一切还好吗？千年虫没有发生啊，世界末日也没有降临啊，好像我们担心得太多了一点。当然， 忧心是有的，但看起来目前没必要悲观。大家都活得挺好，吃得也越来越好。

　　记：《皇后大道东》是排行榜上的金曲，并且传唱一时，但也有人说它标志着罗大佑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自己认为呢 ？

　　罗：实际上1986年我出了《海上花》那首歌时，好多朋友就讲，罗大佑开始商业化了。从这首歌开始，我的旋律 变得特别东方。我去了纽约，回过头来再看自己，自己的中国人的角色就特别明晰。呆在自己的地方你不觉得，你到了别人的 地方，你身上的中国人的色彩就会特别明显。虽然它商业化，但它也是另外一种精神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开端。

　　记：你觉得崔健最有价值的是什么？

　　罗：他把中国民歌最本质的东西跟摇滚乐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结合，为中国的民族性在世界的共同语言里找到一个清楚 的位置。这是他最大的贡献。

　　记：你写了那么多好听的情歌，请谈谈你对爱情的看法。

　　罗：宇宙有一个东西叫阴，一个东西叫阳，爱情就是阴阳的协调。没有阴阳协调，没有男女的爱情，连小孩也不会有 。所以它很重要。对创作人来讲，爱情永远是一个主题。(记者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