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年有什么特别大的演出讲划吗？

　　崔健：希望是有，但是有很多事也还不太好谈。

　　记者：去年夏天你去美国做过演出，能不能再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崔健：看我演出的大部分都是华人，老歌新歌搭配起来，我觉得老歌听起来有一种回顾、想家的感觉，新歌听起来就发现新的方向，老歌新歌都有人喜欢。在纽约演了3场，其他地方是在旧金山、西雅图、亚特兰大、波士顿、达拉斯，主要是这些地方，也去了很多小地方，在很多小地方演出更有意思。除了纽约以外，在其他地演出观众就是基本上是华人。

　　记者：在美国演出期间有没有发生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

　　崔健：有趣的事儿太多了，演出倒是没什么。有趣的是演出之后的夜生活，在那儿看各种各样的演出特别有意思，每天晚上都看，真的是一言难尽，因为在国内你看不到这么多的东西。

　　记者：你感觉那边的音乐现状怎么样？

　　崔健：像我们大部分关注的音乐可能是爵士音乐，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比较喜欢听现代的各种各样的音乐，包括电子音乐，包括Hip-Hop音乐。爵士乐听得比较多，因为爵士乐演出每天都有，摇滚乐不是每天都有，摇滚乐听多了会觉是大同小异，而且你还要找它的背景；但是爵士乐不一样，爵士乐你没有必要去考虑了解不了解它的背景，你很容易接受它。本身我也很喜欢爵士乐，到了美国以后听到爵士乐和你在中国听到的和想到的爵士乐完全不一样。

　　记者：你喜欢电影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吗？

　　崔健：对。我觉得电影里边有好多东西是单纯的音乐表达不出来的，我喜欢这种比较综合的艺术，能够给人一种比较立体的冲击。

　　记者：听说你为电影做了配乐，有没有想过以后自己也导一部片子呢？

　　崔健：希望吧。但是这东西也不是我方要干的事儿，还是要看时机和环境吧。现在这种环境不太容易去做这事。

　　记者：你已经跟姜文合作过了，那中国的电影导演里你有没有比较想与之合作的？

　　崔健：这还是要因片子而异，有一个比较严肃的导演和好剧本，这是最主要的，剩下的东西都可以是一种实验性。

　　记者：去年听你要跟香港地边合作搞一个音乐舞蹈剧，是有这回事吗？

　　崔健：对，正在筹备之中吧。

　　记者：做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吧？是不是你在音乐上总是喜欢不断地做一些新的尝试？

　　崔健：对，我愿意做新的事儿。所谓尝试只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成品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首歌还是不太合适，纯实验的东西一开始没有抱着做实验的想法，就是想一半实验，所以有些东西不是很清晰；但是真正做实验的话我恐怕不会这么做，把歌曲拿专辑做实验，不能够承担那么重的实验精神，而且如果我要舞台剧，我想把我所有的实验感都用上。

　　记者：今年会推出新专辑吗？

　　崔健：还没有明确的计划。

　　记者：听说新专辑会和美国的制作人合作？

　　崔健：还只是意向性的。这种消息网上特多吧？

　　记者：不知道你对于新专辑的录音做的设想是怎样的，录音是更多地在家里完成还是到录音棚里去做呀？

　　崔健：因为我现在在家里做音乐的过程也是开发设备的过程，实验上需要很多时间，到最后才知道，如果不行的话我再想办法。

　　记者：我前些天跟张亚东聊天的时候听他说，他做的“麦田守望者”的第二张专辑基本上都是在他家里录的，他认为家庭作坊式的录音方式是未来做音乐的一个方向，不知道你是否也认同这种观点？

　　崔健：我觉得是。所谓的作坊式实际上是一种解放，就是从大制作，也就是从时间压力还有投资的压力中解脱出来，更个人化。但是也不一定，我觉得有很多现场音乐永远不可能被家庭作坊式的制作替代。

　　记者：那你的《无能的力量》和是不是都是在家里完成的？

　　崔健：对，除了缩混以外都是在家里完成的。

　　记者：你在家里已经建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棚了吧？

　　崔健：很难讲，某些东西还很粗糙。

　　记者：我感觉张亚东是个设备发烧友，不知道你本人对设备的痴迷程度是怎样的？

　　崔健：我没有张亚东那么发烧，而且我发现这个东西你将要耗的主要不是钱，主要是精力，我对时间比较吝啬，所以我没有他那么发烧。当然，好的设备我也挺喜欢。

　　记者：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你认为的生活美满的三大要素，好像是一是事业有成，二是身体健康，三是感情幸福，不知道你是否说过这样的话？

　　崔健：我就是随便说说，被当成新闻的炒头我自己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记者：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三大要素”这种说法呢？

　　崔健：这个东西不是所谓的什么“三大要素”，我觉得是一种稳定性吧，我觉得三点支撑才能稳定，生活有这三点以后你肯定稳定，缺一点就不稳定。

　　记者：好像看到的很多对你的采访提到的更多的还是思想、哲学、人文之类的话题，很少涉及以感情，而这次却很明确地提到了感情，能不能解释一下？

　　崔健：我不太想多解释。因为我觉得关系到自己个人的问题，我不想太涉及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做音乐为主，当偶像本身兴趣不大。

　　记者：现在回过为再想想你已经出地的几张专辑，你本人更喜欢哪张或者说哪张能够表达你的想法？

　　崔健：我当然最喜欢最新的一张。听以前的音乐根本听不下去了，《红旗下的蛋》还能听下去，但是还能听出很多问题。

　　记者：你的早期作品像“一无所有”、“不是我不明白”这样的作品，可以说是在中国能够概括或者代表一个时代，可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好像你的一首歌就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知道这种变化有没有让你在心理上产生落差？

　　崔健：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造成的原因，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我不会因为这个会觉得怎么样。恰恰我还挺喜欢那些年轻人出来，可惜的是年轻人出来的时候，他机会很好也很多，可是他们的音乐的持续性让我不敢恭维。持续不下来的话，就会让我觉得很失望。

　　记者：你也说到年轻人这个问题，从1997年开始出现了一股所谓的“新浪潮”运动，出现了一大批新的乐队还有一堆小朋克，他们中间有很多都喊着要打倒那些老的，你好像也要被打倒的那个阵营里面的，不知道你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

　　崔健：可能个别的是这样吧，大部分我们都很好，我们跟很多年轻的乐队都是朋友。本身没有什么，我觉得他们打倒老的主要是为了显不一种革命精神，打倒没有发展、没有求变精神的一些老人儿，我想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没有矛盾。也许我也不应该拣骂，如果他们真的发现我没有什么变化了，那他们应该打倒我，但是非常可惜的是，我比他们还会变化，他们自己不会变了，那就是他们歇菜，谁歇菜是以后看的事儿。但我觉得很多年轻乐队都是为了钱，火了一把这后第二把火不起来了，这就不行了，必须得坚持住。

　　记者：你去年也在《无聊军队》那套双张朋克合辑里帮他们吹了一段小号，你对那些“小朋”有什么看法？

　　崔健：精神可嘉。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们就是翻版西方20世纪70年代末的音乐，拿到中国的90年代，有一种时髦的东西在里头。他们内心里的冲动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们未必能够永远冲动下去，因为我也听说他们排练也很少，把这种东西当成一种不是音乐为主要的，时间长了以后大家自己会看到。

　　记者：前一段时间我跟“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聊到朋克热潮这个话题的时候，他认为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朋克，如果有真正的朋克的话，他们都应该呆在监狱里，而不应该在舞台上，不知道你是否也认为朋克在中国只不过是一种找乐文化而已？

　　崔健：说得有一定道理。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炒作，朋克是一种文化，它的生活方式产生这样的音乐，可是在中国这种生活方式都没有。在中国有这样的生活方的人可能有，但这些人的音乐修养比较低，中国有朋克精神的人他们听的大部分都是港台歌，他们也唱卡拉OK，很遗憾。他们把自己当作知识分子来看待的时候他们听文化，那么朋克的时候就有一种投机感了。他们觉得这种音乐是一种时尚，但是实际上朋克音乐严格讲就是所有人去他妈的，这种态度当他们见到钱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勇气说去他妈的了，别的东西都不要了，钱要拿来，名车拿来，姑娘要，就是这样。

　　我觉得中国没必要去拧西方的概念说这事儿，我觉得应该按中国的传统去说这些。这是个媒体的局限性，很多人是拿着西方的音乐来套中国的音乐，讲的那种关怀实际上是一种投机但是真正关怀中国年轻人文化的人，他们的角度是很独特的。甚至他们可能用不着去懂很多西方音乐，因为流行音乐你要是制约了创造，剩下的就是传统和外来的，而且媒体也认识不到这一点，大部分媒体把音乐最主要的功能定性成怎么样赚钱和怎么样更时髦，它们代表主流时尚而并不代表非主流时尚，非主流时尚恰恰反过来误认为自己反对商业，造成另外一种极端的态度，实际是他人根本就没有进入深层的的商业结构和文化、政治等构成的一系列的结构，这个也很困难。说句实话，有很多的音乐人、乐评人他们从中得到的机会都是有限的，所以你要让他们真正做什么的话，可以也就是屈指几个人在真正谈论音乐的功能和社会意义，大部分人都不在乎，小孩不会在乎，年轻人也不会在乎，老年人又不相信，只剩一帮中年人，中年人大部分又都在忙乎别的，所以说很少几个人真正关心这个问题。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艺术家都是站在人民的前面引领人民的，你虽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可是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认为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

　　崔健：我不认为这样。因为我觉得艺术家可能过去都想这样，但是实际上艺术家做的就是一个娱乐行业，就是给大家做出一些艺术，让大家能够很轻松地去理解很严肃的东西。

　　记者：艺术家从某种角度讲也是英雄，你认为自己是英雄吗？

　　崔健：我觉得当英雄是青春期的一种理想。这种东西老年人如果还装作自己年轻的话，肯定还会这样说；而且实际上别人这样说的话，不管你是中年人、老头儿还是小孩儿，都会觉得自己的生命被重视是一种好的感觉。但并不是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这个，人在谦虚的时候并不是说人就没有这样的目的，这是一种态度。我希望以英雄这是肯定的，当我看到英雄的时候自己也想当，这是年轻人的一种心态。

　　记者：有人说崔健老了，都叫你“老崔”了，他们认为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较什么劲儿啊，你怎么看待这个劲。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崔健：我也不知道，我没必要较这个劲。不是说我总要给年轻人做些什么，我总是希望去欣赏年轻人，但是如果没有什么年轻人值得我去欣赏的时候，我就只好自己去做。当然现在的年轻人，首先一点，我不可能代表他们，我也不想代表他样，但是我愿意跟他们共同讨论一些事儿，如果再过100年我们同时都还能够活着的话，实际上我们都应该是同时代的人，生活差得不那么多；而且我也知道，再过10年以后，我的孩子就会起来了，真正的年轻人是一代一代的，大家也别非要把年轻人当成一种比自己大10岁的人优越的一个条件，到最后你会知道这是一种特别有炒作行为的观念。我觉得实际上有些人在炒作我老了，我觉得他们内心里是一种商业意识，觉得我风头出得差不多了，该让让位了，实际上我也没有想抢谁的风头，或者占着茅坑不拉屎，这种炒作实际上是在谈论所谓大家能够关心的一些枝节吧。但真正年轻人关心的东西，我觉得有些叽叽喳喳的年轻人他们未必有我说得更准。

　　记者：对于有些人人人为地制造的南北摇对立化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崔健：我觉得都是炒作。在中国有很多人关注摇滚乐，不要说那边有音乐，别跟他们较劲。北方人没跟他们较劲，其实都在炒作，最重要的是大家共同都没有发展起来，这比较可惜。现在能够比较走红的一些音乐人，实上他们的内心已经开始商业化了，你要是不相信我说的话，你自己观察。如果你没有观察到，来，我告诉你，都是为了钱，都是为了商业，而且这种商业带来的表现形式基本上都是在大的体育馆里。

　　按道理来说，在中国搞摇滚乐的适合在体育馆里演出的实际上是我，别老指望那些新的乐队，他们得先要从酒吧、俱乐部、街头开始，因为摇滚乐在国外就是来自街头，他们要是不想从这里开始起步的话，就别说他们是摇滚乐，我觉得他们有点……所以这咱东西我没法说你知道吧，我说多了以后——不应该是我说的话，我只是想提醒大家重新看待什么地方有摇滚乐，什么地方没有摇滚乐。其实这帮人生存条件是很苦的，只要你不成功，你没名，媒体上不炒作你，甚至这帮人就不做音乐了，这和我做音乐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样的音乐环境就是我不会干别的，我就做音乐，我们每天都在找机会做音乐。但是说句实话，我现在已经没权利说这样的话了，一个也许是我已经过了这个发展阶段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一个是我别的事儿太多了，我应接不了了。但是如果让我从头开始的话，我现在已经没权利说这样的话，我肯定一点一滴地从头开始做，慢慢地发展起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和大部分观众就是认为，摇滚乐当成音乐，当他们听音乐的时候他们并不一定能听懂，并且他们并不一定在乎听懂，这很可惜。很有可能我说的别人不爱听，认为我说的不中听，说我说的东西太老套，为什行我也能够替他们想，我也能够看到他们本身蕴含的一些危机，因为他们很多人并不热爱音乐，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对我来说，最欣慰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年轻人总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