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命之星。”
——克鲁亚克《在路上》
“当我们有一天消除所有的幻想与猜想，接近本质就会茅塞顿开。摇滚乐最理想的境界是梦想，而不是神话。”
——孙孟晋《重访树村，霍营》
“有些人孤独，什么也不说，深怀自尊，默默前行。”
——AK-47《川流不息》
“活着，并做着”
霍营位于北京昌平境内，北六环以外。一个极普遍的北方的村子，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乐队的介入，霍营迄今最大的暴光率还只仅仅限于城铁线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站。
摇滚乐队在北京最扎堆的时候是在树村，当时几乎是全国各地摇滚青年们心中的一个圣地，鼎盛时期村里有一百多支乐队，而从这里也走出了许多优秀的譬如“舌头”、“木马”等。树村被拆迁后，乐队开始分散到各处，其中又以霍营的乐队最多。因此，霍营又被称为“后树村时代”。
在霍营，几乎每天都有乐队进来，又有乐队因为坚持不住而离开。相比树村时期众多乐队良好的交流、互助的氛围，霍营已经像一个梦的结尾。并因为其中一些乐队的“另有出路”而逐渐拉开了乐队之间的距离。霍营的摇滚“铁托”们告诉我，现在那些在地下摇滚中比较著名的像“废墟”、“痛苦的信仰”等乐队都是住在村子西边那些小区的楼房里，而其他名气尚不大的乐队则分布在村子东边的平房里。生活环境的差距在很多时候会让人觉得梦想更真实。
而摇滚乐的环境也在逐渐变好，无论是从音乐还是从听众来讲，比起十年前“唐朝”、“黑豹”、“魔岩三杰”所构建的那个昙花一显的黄金时期，已经“专业”许多。问问现在那些喜欢去听摇滚乐现场的孩子，他们绝对不会把“零点”、“伍佰”给混进队伍里来，并且对于国内外的摇滚乐都能讲的头头是道。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他们有着前所未有的丰富的信息量，越来越迅速的生活节奏，也让他们逐渐缺失了对社会的思考和反省。但就是这样，反而不经意地就翻到了17年前开始的一场疑似革命的摇滚征程的底牌：音乐终究只会回归到音乐本身，各种意义都会随着时代的推进而消解。
即使你在霍营去问一支非常年轻的乐队为什么会做音乐。他们都会很肯定地告诉你，他们是因为喜欢这个才来这里干的，或者干脆直接地告诉你他们想出名。
在经济统领文化的时期，乐手们也都明白，除了自己其实谁都拯救不了，而人们也不再像改革开放时期突然的茫然那样，在等待着谁来拯救和安慰。
关于摇滚乐，他们认为“活着，并做着”，就是最理想的状态。
中产阶级的叛逆者
在霍营，除了一些摇滚“老炮”(对出道多年的乐手的一种称呼)之外，其他大部分乐队都没有什么固定工作。北京仅有的几个演出场所，对于众多的乐队来讲太少了。因此，又可以以有些乐队的演出机会多一点，有些乐队少一点来划分。但大部分尚未成名乐队的每场80—150元的收入，还不够他们往返的打车费，获得演出的安慰和精神鼓励比物质意义更大。
当然还有许多人去从事副业：酒吧服务生、纹身师、平面设计以及带一些学生学琴学鼓。还有些乐队偷摸地在外面去唱酒吧，什么流行唱什么，然后回来后对其他乐队只字不提，在相当一部分的逻辑里，唱酒吧还是具有一定的“叛徒”与“堕落”色彩。
现在仍在霍营的固定乐队大约有二十支左右，他们与村民也达成了自己的“君子协定”：每天下午2点至6点为排练时间，其他时间保持相对的安静。而乐队之间也迅速地分成两拨儿，一拨儿是周一、三、五排练，一拨儿是二、四、六。因此，当你下午穿梭在霍营时，可能刚走过一座传出新金属的排练房，又到了一个激进的朋克门前——村子毕竟不大。可供排练的房子更是不多。从2点到6点的霍营缓慢地走上一圈，能听到各种音乐风格。而每个排练房的内墙壁上悬挂的用于吸音的低劣的棉被也是这里的一大特色。
来自河南的“迷弦”乐队来到这里已经一年多，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来自家里的资助。乐队的几个成员都很年轻，最大的不过83年，而最小的是85年，刚刚20。主唱小A告诉记者，15岁的时候开始练琴，因为喜欢摇滚乐，高中读完就没有继续升学，然后选择了做乐队。而已经三十来岁的“摇滚老炮”B哥告诉记者“在霍营呆着的不少乐手家里条件都挺好的，在城市里也是中产吧。你说他们有什么可反抗的？受过什么压迫和剥削？”这个质疑在霍营一直存在，但对于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他们绝少会承认，甚至有个乐手告诉记者，除了精神他们什么都没有——对这句话认可的前提是，你要把他们排练房里总值近十万的设备算作精神而非物质。这也是他们能忍受住寂寞和生活拮据的支撑。
良好的家庭背景对于他们来讲，只是为“反叛行为”提供武器和粮食。
大龄摇青的“地下”生活
但对于那些混了十多年的乐队来讲，他们的想法更豁达。在霍营有一支被大伙戏称为“羊肉串”的乐队，因为每到夏天他们就在村子西边的街边卖羊肉串而得名，渐渐的乐队的名字被人忘记，只剩下“羊肉串”印象深刻。
这支乐队的平均年龄看上去已经过三十，对于他们来讲，摇滚乐已经不再单是一种梦想，更多的还是生活、生存技能。他们几乎已经无法再去干别的，对这条路似乎也不抱太大希望。但毕竟还是与音乐生活得这么近，依稀年少轻狂时的梦想也就这样了。因此，他们既不想搬离霍营，又在想着如何去赚取生活。
他们与记者聊天时，一直在开玩笑，吉他手在被问到乐队叫什么名字时，一直嚷嚷着“money乐队，挣钱乐队。”拍照时也非常配合，贝司还特地叫了一下暂停，然后拿着他那顶毡帽戴在头上。鼓点四声之后，大家就严肃起来。他们享受着被关注和拍照的快乐。
一纸和约和一张唱片是绝大部分从外省到北京的摇滚青年们更具体的目标。然后，在艰难的生活和寂寞中日渐消磨。B哥告诉记者，“许多人在外面都在偷摸地唱酒吧或参加一些商业秀的演出。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谁都不会把它捅破。既要生存，又想接着把音乐做下去，毕竟挺不容易的。”
像坚持到这样的年龄却仍在霍营的乐队已经很少了，绝大多数人或者已扬名于江湖，或者已被吞噬在人海之中。
“放弃或坚持，每天都是个问题”
在霍营，乐队基本上是这几种状况：1、已经形成风格，签过约发过片的。2、已经坚持几年、小有名气正在准备签约。3、已经坚持几年、但尚未看到太多希望。
乐手小C告诉记者，能来霍营扎根的外省乐队，在技术上都不会太差，基本上在当地已经很有名了，然后才来北京寻找机会。因此，霍营可能有新来的乐队，或新组建的乐队，但即使是像“迷弦”这样年轻的乐队成员们都有超过五年的演奏经验。另外，有许多人是在当地各有各的乐队，但成员并不是都愿意来北京苦撑，然后到霍营后碰到音乐想法比较接近的人，就组建一支起来了。
乐队的不同状况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精神状况。记者在去“潜水艇”的排练房时，来自东北的鼓手正非常有激情地练习，被村里人称为“小王澜”。而来自四川的吉他手在经过一会儿交流之后，告诉记者他们今年就要出唱片了，现在排练比以前紧密得多，因为还要准备着全国巡演。两个人虽然话不是太多，但演奏起来都很有激情，大有一种“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和乐观态度。
在观看“迷弦”乐队排练时，由于贝司回了老家，主音吉他就代劳了那个角色。几个小伙子很有激情，却也能感受得出那份压抑，连英伦风格的作品都带有几份沉重。在问及还会坚持多久时，小A告诉记者，“已经呆了一年多，再呆呆吧，呆下去总有希望。等我们风格定下来了，就去录张DOMO，给唱片公司投一些。如果有一天觉得一点没戏，就回家去。”在谈到演出状况时，小A的表情才生动起来“下周有我们的一个演出，和几支乐队一块儿演，多出去几次吧，演出机会也就多起来。那样大家状态会好一些。”
另外，在霍营还有一些离开已经成名乐队的乐手在张罗着新的乐队。譬如前AK-47乐队的吉他手吕夏飞，他们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只能在排练房外听着他们现在的音乐状态，的确比许多新乐队要成熟。
放弃或者坚持，是许多乐队每天都要思索的问题。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渺茫的希望，都能带给他们一个阶段的动力。而还有一些年龄稍长的乐手，已经懂得从这样的生活中体会独属于自己的快乐了。
“铁托”的摇滚生活
比这些乐队似乎更有激情和理想的是一些被称为“铁托”的摇滚爱好者，他们或刚刚毕业，或辍学不久，其中不少人甚至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不会演奏任何乐器，但懂得欣赏，于是克服着上下班近四个小时的路程从城里搬到这里，对每一支乐队都非常热情，而他们也渐渐成乐队与乐队之间增加感情和联络的不可或缺的人，在村里人眼中，他们已然是这个“摇滚群体”的一部分。霍营因为这些人的到来而增加了活力，也让平淡而清苦的生活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
小E和男友小F就是因为热爱其中乐队和摇滚乐才搬来霍营居住。小F之前也曾是一个乐手，后来在一家公司做平面设计，小E为自由撰稿人。每当有媒体记者来到霍营时，他们像真正的主人领着他们一家一家地逛、介绍。并引以为荣。
在霍营的许多排练房和居民房的外墙壁上，都有喷的格瓦拉头像、摇滚万岁带有“革命”色彩的标识以及带有“死亡金属”、“黑金属”一类气质的头像的涂鸦。小E偷偷告诉记者，这些“作品”都是她和男朋友在晚上偷偷完成的，有些会被人洗掉，但洗掉不久他们又接着干。并且，她还有个理想，就是让全村的每一面外墙壁上都留下这些“摇滚印记”。
在记者离开霍营的那天傍晚，刮起了沙尘暴，能见度非常低。又有一支来自武汉的女子乐队搬了进来，挨家地打听着有没有房子出租。而一支已经来北京呆了几年未果的乐队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悄悄离开，从今以后，在他们的生命中霍营或许只是一个无法企及的伤感的梦。而对于更多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甚至连北京都没有来过就已解散或因生活所迫转而改行的摇滚青年们来讲，霍营在他们的心里又是什么样子呢？
也许什么都还没有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