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杨德昌——茫茫黑夜的道德骑士

　　□张晓舟

　　《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神话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为止。我是说，在1994年前后，《阳光灿烂的日子》把大家都晒焦了，直到后来看了《美国往事》，才知道姜文某些镜头灵感的出处，直到1995或1996年通过辗转翻录的录像带，才看到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才明白更称得上“中国往事”的，不是《阳光灿烂》，而是《牯岭街》——但它师从的并非煽情的《美国往事》，而是冷峻的德国新浪潮。

　　那时大家都不止一遍地看《阳光灿烂》，含着微甜的青春止疼片哼着校园民谣，同桌的你比同代的你要紧，青春怀旧的熏风吹不动红旗下的蛋。王小波和大家一样还是喜欢姜文的青春电影，但他认为还应该有另一个马小军，“必须有两个马小军，前一个在阳光下浑浑噩噩，过得很幸福，后一个在阳光下头脑清楚地承受着痛苦。”王小波因此想写一个《最灿烂的阳光》，却只写了个开头，如今我们只能徒劳地想象王小波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而王朔也不甘于《动物凶猛》，然而未能写出《残酷青春》就直奔《渴望》去了。说到底《阳光灿烂的日子》还只是停留在“浪漫青春”的层面，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才是“残酷青春”，不只是在青春的伤口边涂一点蜜，在青春的蜜罐上滴几滴血，是青春的深渊底，太阳一样沸腾滚动的人头。就这样从姜文的阳光灿烂到杨德昌的茫茫黑夜。当年有朋友指责《牯岭街》灯光、摄影都粗陋不堪，我看的只是转录的录像带以及画质很次的盗版DVD，至今难以判断这部电影的灯光和摄影以及后期制作到底如何，但我可以断定，这就是杨德昌要的黑暗和黑暗的心，阳光，请适可而止，感伤怀旧和自恋，请适可而止，青春，它就是死亡。杨德昌的电影总是在不停地言说各种各样的死亡。

　　对影迷来说，当时终结第五代神话的不是所谓第六代，而是通过录像拷贝和盗版碟姗姗来迟的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尤其是侯杨两位，无疑明显影响了第六代们。什么叫大片？《悲情城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才是史诗大片，怎么会是后来张陈冯那种鸡零狗碎的玩意儿，张陈冯的“史诗大片”首先淡忘的，恰恰是历史和现实，以及其中的活人。

　　杨德昌大概是中国电影空前的道德大师，这么说绝不是贬低其艺术和美学，而“道德”二字也不应该因为伪善者的滥用而变得难以启齿，或咄咄逼人或肝肠寸断的道德诘问一直是杨德昌电影的一大特征——很多人觉得是一大毛病，确实，像《麻将》和《独立时代》里头的人物都是话痨子，《麻将》悲愤的道德扩音器有时更是轰得人直想掩耳而逃。然而像杨德昌这样牛逼的人不会不知道过于浓烈的道德说教火药味会冲淡艺术韵味，但这种从艺术向道德倾斜和失控，往往是某些大师级人物可以原谅的缺点，他们宁可少一些聪明劲儿，少一些圆滑和圆满，即使有点跌跌撞撞气喘吁吁，也自有一股知其不可为而为的道德情怀。而到了最后的《一一》，他才变得节制求得圆满，从《一一》回望他过往的作品，那些响亮的道德诘问并不刺耳，那是通往彻悟必经的坎坷，那或许不是优点，却令人感动：这个时代我们还拥有这样一位导演——谢天谢地，还是我们的同胞——其道德焦灼感如同烈日下的毒蛇。

　　有的人从巧到更巧，最终赢得了情调，如王家卫。有的人从拙到更拙，最终获得的是觉悟，如杨德昌。当陈凯歌下凡唠叨“和你在一起”的平民道德温情时，杨德昌却绝望地说，“这个世界没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陈凯歌又飞上天去高呼“无极就是幸福”时，杨德昌只是在幸与不幸间淡淡地划了两划——《一一》。

　　去年看台岛万众天下围攻，却不想成天追踪电视新闻，而顿生重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和《悲情城市》的冲动。当然，人们拥戴施明德那样的英雄好汉时，不会去多想那位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他的《一一》甚至没能在台湾公映，他以他黑暗的心，为这个世界带来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