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马人》也是以“反右”为背景的，同样是讲述知识分子在所谓的改造中的生活与爱情，但所讴歌的则是人类最本原的价值观：许灵均因沦落获得了秀芝怜悯进而获得了爱，但这里的情节却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在周扬的“人道主义论”受到责难时，这部片子也成为一个典型的事例而被屡屡提及。

　　《芙蓉镇》所展示的历史背景则更加深远一些，从“反右”到“文革”，一个小镇上的最平凡和最普通的人所经历的时代的荒唐，被谢晋冷峻地一幕一幕地开启，观众伴随着胡玉音、秦书田命运起伏，对政治运动的反感，对现实冷酷的无望，也走上了银幕。这样大的宏观叙事，不可避免地触及当年的某个禁区，影片所遭受的责难，在几年以后还未曾消逝。

　　幸运的是，那个时代虽然还是冰河初开的“解冻”时节，但以往悲怆的记忆使大多数人不愿再回首了，而谢晋与时代的紧密结合，尽管与责难相伴，但始终有惊无险。谢晋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有人气的导演，他的事业也就此走上顶峰。

　　关于“谢晋模式”的争鸣

　　走上事业顶峰的谢晋，却在意料之外地招致了一些人猛烈的质疑，并进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历时3年的关于谢晋电影模式的大讨论，成为80年代一个著名的文化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1986年7月18日，《文汇报》发表了上海年青的评论家朱大可的文章《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据朱大可回忆，此文本是他在上海作协、上海影协、上海电影总公司联合举办的“城市人生态和心态——城市文学、城市电影研讨会”的一个发言。《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徐春发听后，决定组织有关谢晋电影的讨论，约他把讲话成文。朱写成了《告别谢晋电影模式》，后被编辑改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

　　文章以武陵年少之盛，一反媒体对谢晋的赞誉，而将谢晋电影归为一种“与现代意识毫无干系的”“电影儒学”，并批评谢晋的电影所恪守是“好人蒙难”“价值发现”“道德感化”直到“善必胜恶”的叙事法则，具有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同中世纪的宗教传播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对目前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主体独立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和科学理性主义的一次含蓄否定……”作者进而指出：““谢晋电影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协和音”。在大批观众拥趸谢晋的情况下，朱大可的声音可谓是“不协和音”，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而《文汇报》为了进一步引起讨论，又发表了另一位评论家李劫的支持朱大可观点的文章：《谢晋时代应当结束》，批评以谢晋为代表的一代电影的政治化和“滥情主义”，产生极大反响。据后来李劫回忆，此文是他按照朱大可的观点缀成而已。

　　由朱大可和李劫引发的这场讨论，虽然在电影圈外不乏拥护者，但电影圈内的批评家坚定地捍卫谢晋模式；由此涉及上层的态度也更加明确：电影界的“老头子”夏衍，明显表示反对意见；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则要与朱大可当面进行商榷。

　　值得注意的是，谢晋在这场关于自己的讨论中，未置一词。不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承认有什么“谢晋模式”。

　　现今看来，这场讨论，如果单纯从文化启蒙意义上讲，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有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但另外一个事实，也让朱大可等人不得不感到尴尬。有论者注意到了这种尴尬：受到大众如此广泛欢迎的影片，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言，是所谓对现代主体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的否定的话，那么这种否定，究竟是来自谢晋电影，还是来自大众自身？如果谢晋电影真的是对“现代主体意识”“现代反思性人格”，以及“科学理性主义”构成否定的话，那么这些“意识”“人格”“理性”岂不成了与喜爱谢晋电影的大众相对立的东西？

　　或许，张贤亮怀念谢晋的话可以让人们体会到谢晋创作的一种无奈：“在没有高科技可以运用，没有大投入，剧本也算不上特别优秀，表演艺术基本上已程式化，服装、化妆、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标准’的影片，要让观众看得进去并且感动，不靠剧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还能靠什么？‘煽情’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本领，是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重要技巧。

　　谢晋就能牢牢地把握这种艺术技巧，运用自如，而且这‘情’中还必须避讳最重要的爱情元素。在没有限制的完全自由状态下创作出优秀作品，还不能算艺术家有本事，在有限的、不自由的空间创作出观众读者喜爱的作品，这才是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在不自由中争取精神自由，这个过程最能锻造出高的人格境界。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堤坝下的‘管涌’一样，那一小孔中冲出的水，力度是最大的。”

　　钟惦在这场讨论中，有句著名的话一直被人传诵着：“时代有谢晋，而谢晋无时代。”这是活着的谢晋赢得敬重的根据，也是谢世的谢晋引人们无限怀念的理由。★